托尔金的足迹｜伯恩茅斯
……我遇见了自己个人“传奇故事”中的露西恩·缇努维尔，她有着长长的黑发、美丽的脸庞和星辰般的眼睛，以及悦耳的嗓音……但现在她先贝伦一步离去，留下了确实断腕的他，但他没有能力打动铁面无情的曼督斯，在这阿尔达的堕落王国中，没有“死而复生者之地”多尔斐恩-伊-圭纳，而魔苟斯的爪牙却备受崇拜……（托尔金书信第332号）
1971年11月，托尔金的妻子伊迪丝在伯恩茅斯去世，次年一月，托尔金在给儿子迈克尔的信中写下这段话，解释为什么要把“露西恩”这个名字刻在妻子的墓碑上，而他自己去世后，根据遗愿，“贝伦”这个名字也被刻到了他和妻子这块合葬的墓上。
伯恩茅斯是英国南部海滨小城，托尔金曾多次携家人在那里度假。退休后，为了照顾伊迪丝的健康，他们二人决定搬到这个英国中产阶层老年人热爱的度假城市定居。伊迪丝过世后，托尔金搬回牛津，但依然会南下度假。1973年，托尔金在伯恩茅斯访友时急性胃溃疡出血，因感染扩散离开了人世。相隔21个月，这对从少年时就相爱的夫妻在同一个城市离世。
伯恩茅斯位于英格兰南海岸线的中间位置，以海滨城市的标准看，它其实资质平平，既没有莱姆里吉斯（Lyme Regis）那样神奇的史前化石（该地同样是托尔金常去的度假地），也不像布赖顿（Brighton）那样以酷儿文化著称，总体上不是一个吸引年轻人去旅游的地方。《托尔金传》作者卡彭特写道，伯恩茅斯是个“特别不讨人喜欢的地方”，“城市布局杂乱无章……是法国里维埃拉的英格兰劣质版”。冬日的英国多雨又日照时间极短，实在不是旅行的好时节，但适逢圣诞假期，就决定探访伯恩茅斯，想来这样的地方也不用担心天气不好影响了风貌。和很多英国小地方一样，伯恩茅斯火车站离最热闹的市中心有些距离，大约要步行20分钟，一路大多是水泥盒子式的现代建筑，加上阴冷的天气，实在算不得美好的第一印象。
托尔金和伊迪丝真正搬到伯恩茅斯居住的时间只有1968至1971这三年，但在此之前，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他们就习惯到伯恩茅斯海边东崖（East Cliff）上的一家米拉玛旅馆（Hotel Miramar）度假。旅馆所在的建筑建于爱德华时期，有着草坪和无敌的海景，据说原本是作为奥匈帝国外交官的别墅，但随着一战爆发，外交官离开了英国，也没为工程埋单。之后，这里成了旅馆。计划伯恩茅斯行程时，原本也想在这家四星级旅馆享受一下，看看能不能好运地住进当年托尔金写作用的37号房间和隔壁伊迪丝享受阳台下午茶的39号房间——如今两间房已经打通——没想到它完全订满了。最后我们在它后面那条街找到一家小旅馆，虽然没有海景，但前后都是林荫道路，倒显得有些宜人了。
米拉玛旅馆
放下行李天已经擦黑，其实才傍晚五点钟，过了小马路穿过停车场，就可以从后门进入米拉玛旅馆，从对着草坪的正门出来，半圆形门廊下，红砖墙上醒目地挂着蓝色铭牌，纪念托尔金曾在这里度假。在一张老照片中，托尔金坐在躺椅上，身后门廊的立柱和黑白相间的格子地砖今天还是一模一样，不过外墙上原本爬满的藤蔓如今已清理干净，整齐的红砖墙反倒丢失了时间感。旅馆底层供客人休息的咖啡厅倒也对外开放，当我们了解到第二天平安夜他们还会正常营业，便在中午过来吃些简单的三明治。占据了靠着落地窗的桌子，我们发现自己是唯一一桌年轻人，也是唯一的外来族裔，络绎不绝填满咖啡厅其他空座的，都是老年白人，很显然，这正是半个世纪前托尔金夫妇在此度假时身处的氛围，是卡彭特所描述的，让伊迪丝感到亲切但让托尔金感到无聊的那种圈子：“中产阶级上层、生活富裕、没有知识分子”，他们“观念保守，喜欢聊自己的孩子和孙辈，喜欢谈论共同的朋友，喜欢在客人休息室打发大半天，偶尔去海边走走，喜欢坐着喝一杯餐后咖啡，睡前在电视房看九点档新闻”（卡彭特，《托尔金传》）。20世纪50、60年代，这样的人群在英国无疑是最普遍的存在，而今，当我们习惯于伦敦等大城市的多元面貌，习惯于在街上看到各种肤色，突然置身这么“白”的环境，倒是有些不适应了。
米拉玛旅馆墙上挂着托尔金在此度假的老照片（下方）
旅馆咖啡厅里全是老年人
米拉玛旅馆门口的伯恩茅斯海边
沿着米拉玛旅馆大门前的东崖公路往西走几步，进入步行坡道，大约十来分钟，就到了伯恩茅斯市中心区域，以一座栈桥为标志。英国的海滨城市常常可以看到此类从岸边延伸到海中的长桥，大多建于维多利亚时期，其底部是钢铁结构，上面多是餐饮、酒吧和娱乐设施，伯恩茅斯这座也不例外。栈桥一端连接着一个小广场，摩天轮在夜空中闪闪发光，意料之外，这里的人流摩肩接踵。顺着人流往坡上走，就到了围绕伯恩河（River Bourn）的小公园。说是“河”，其实只有小溪那么宽，沿河装点着各种圣诞主题的彩灯和许多棵圣诞树，风格和配色都颇丑，但这不妨碍人们携家带口在灯会留影。我不知道半个世纪前托尔金是否也见过这样土气的灯会，以及会有什么样的评价。不过正如《托尔金传》中的记录，很多接触过他的人都会对他生活中平凡的日常和他非凡想象力之间的反差感到惊讶，比如诗人奥登（W. H. Auden）曾经评论托尔金在牛津黑丁顿的房子（也是搬来伯恩茅斯之前的住所）为“丑陋”，还说里面挂着“拙劣的图画”，卡彭特认为，奥登实际上想说的是，“托尔金的生活方式竟然如此平凡”，他的房子“装修风格又是如此随大流”——“这一生活方式并不能特别反映托尔金自己的口味，”卡彭特继续写道，“其实甚至他自己都没注意到，他有一些禁欲主义的特质。”（卡彭特，《托尔金传》）卡彭特提醒读者，在对托尔金本人的生活下结论之前，应该把握住这一点，实际上我也发现，在寻访托尔金生平足迹的旅途中，如果指望看到中洲故事里描述的那种壮丽美景，那多半是要失望的，而若只是以托尔金为借口给自己一个离开家门的理由（别等着甘道夫来给你的门上做记号了），或许还能有不错的意外收获。
摩天轮
圣诞灯会
顺应托尔金在伯恩茅斯的度假和养老节奏，这次我们的行程颇为悠闲，如同我与友人开玩笑所言，也是名副其实的“看房之旅”。沿着海岸线往西走，穿过西崖（West Cliff）上的花园和林子，一直到三公里外隔壁的普尔市（Poole），穿过幽静的富裕居民区，可以来到树荫环抱的湖畔路（Lakeside Road）——不过，这是个让人困扰的路名，因为周边并没有湖泊。1968年夏天，托尔金和伊迪丝卖掉了牛津北郊的房子，在普尔的湖畔路上买了幢平房，进入到“半隐居”状态——《魔戒》出版之后，托尔金在牛津的住址受到关注，许多读者不仅给他写信，还寄去各种礼物，根据《托尔金传》记录，甚至有人径自上门，要求他在书上签名，或者“隔着窗户拍他家的照片”，这种混乱让托尔金不堪其扰，这次搬家后，他的“地址、电话，甚至托尔金正住在南部海岸这个信息本身都隐藏得很成功”（卡彭特，《托尔金传》）。实际上这份清静只是副产品，托尔金搬家的主要目的还是照顾伊迪丝的健康，关节炎使她行走日渐艰难，南部沿海相对更温润的气候有助于缓解病情。这幢单层的平房省去了上下楼梯的烦恼，还有设施齐全的厨房、中央供暖和花园，总之对伊迪丝来说，这次搬家为她的生活带来极大改善。遗憾的是，湖畔路19号的这栋平房已于2007年被拆除，原址上盖了两幢现代化的小房子，或许是开发者事后了解到托尔金曾在此居住，便将两幢房子分别命名为“贝伦屋”和“露西恩屋”。虽然来之前查资料时已经了解到这一点，但现场看到相隔颇远的这两块牌子，还是觉得有些好笑，朋友打趣说，到了当代，连贝伦与露西恩这对中洲最著名的爱人也发现了独立空间的好处。
托尔金的平房所在的湖畔路
托尔金当年所住的平房已被拆除，原址上建了两幢小楼
贝伦屋
露西恩屋
事实上，从《托尔金传》的记录来看，虽然他和伊迪丝从少年时代起就相恋，经历被迫分离之后又重逢，可谓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满结局，但他们并非被现代人理想化的那种“灵魂伴侣”。在很多方面，两个人可以说差异很大，比如在生活作息上他们就不一致，托尔金习惯晚睡，而伊迪丝则睡得比较早。伊迪丝喜爱伯恩茅斯当年那种保守的中产阶层社交圈，但托尔金在此地找不到同类，这里没有知识分子，没有人能像在牛津的朋友们那样和他谈论语言、文学或者诗歌。结婚之后，伊迪丝没有太多参与到托尔金的智识活动中，早年，托尔金不吝于将自己的写作与伊迪丝分享，她也曾帮他誊抄手稿，却并没有记录提到她对他的写作内容有什么评价（当然，也可能伊迪丝留下了书信，但这些档案尚未公开）；在牛津的时候，她未能融入托尔金的社交圈，他似乎也从未鼓励伊迪丝参与他的学术和创作活动；她年轻时在钢琴上有些才华，可正如卡彭特写道，“那个年代的正常情况下，是不会要求一个中产太太婚后还自谋生路的，这等于说她的丈夫赚不到足够的钱”（卡彭特，《托尔金传》），所以她没有走上钢琴教师甚至独奏家的道路，音乐终究沦为一项爱好。用当代的目光看，我们可能会觉得伊迪丝受到了不公的对待，她的声音被忽略甚至压制了，她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未被尊重，但放到托尔金所处的时代，他的家庭生活完全符合当年的普遍情况。无论我们现在如何看待“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二元论，在托尔金那个年代，伊迪丝本人其实接受那一套贤妻良母的保守思想——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她被时代束缚了。带着如今的新思想去看，我们必然会为伊迪丝感到遗憾，却不应该简单地给托尔金贴上“厌女”之类的标签。作家也好，普通人也好，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生活在自己的时代局限性之中，理解他们的历史语境，并不是为他们不符合当代标准的言行开脱，而是能让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到人的复杂性。况且，我们也不能保证，当下被视为“正确”甚至“前卫”的价值观，会不会在20年后被当作“保守”和“落后”。
回到托尔金和伊迪丝，他无疑一直是爱她的，只是他心中的夫妻之爱跟现代语境中被神话的那种刻骨铭心的所谓爱情不太一样。托尔金曾给二儿子迈克尔写信，予以他关于婚姻的忠告，他在信中提到，妻子不是指引前路的星辰，而是经历可怕的船难之后，与你相伴、相互扶持的难友。这一意象显然来自托尔金和伊迪丝的实际经历，两人都在年少时就失去双亲，直到他们结婚，才终于又有了完整的家。在当代关于婚恋的迷思中，我们会把互为精神伴侣当作婚姻的最高境界（或许也是由于这种情况极其罕见），但对于托尔金来说，伊迪丝就是家，这一点比精神的契合度重要得多。1972年夏天，也就是伊迪丝去世的次年，托尔金在写给小儿子克里斯托弗的信中如此描述他和伊迪丝的爱情：“与我亲近之人应当知晓那些档案未曾记录的事情：我们将彼此从各自童年那可怕的痛苦经历中拯救出来，但也未能完全治愈那些纠缠一生的伤痛；还有我们的爱情萌发之后所承受的那些磨难——这一切（加诸在我们个人的弱点之上）或许能让人原谅或者理解有时给我们生活蒙上阴影的过失和黑暗——也能解释为何这些过失和黑暗从未触及我们内心深处，也未曾使得我们对于年轻时那份爱的记忆褪色。（尤其在独自一人时）我们永远都还会相遇在那片林间空地，手牵着手，逃离迫近的死亡阴影，直到最后的分离。”（托尔金书信第34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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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彭特在《托尔金传》中提到，湖畔路那幢平房后院有个私密小门，可以通往林木茂盛的布兰克森溪谷（Branksome Chine）。如今当然不可能闯入那两栋新建小房子的后院，但沿着湖畔路上坡，绕过一个诸圣教堂（All Saints Church），就能找到进入林地的步道。我们并不清楚托尔金住在此处时，有没有沿着溪谷散步，但今天这里显然是周边居民休闲、遛狗的去处，虽是隆冬，这地处南部的林地依然一片苍绿。顺着小溪流，可以一直走到海滩。与我在英国寻访托尔金足迹过程中走过的大多数林中步道类似，这里的景色远谈不上摄人心魄的美，但贵在贴近生活，人们不用去“远方”也能走入自然——正如托尔金的夏尔给人的印象，霍比特人的土地或许不如中洲许多其他地方那么瑰丽宏伟，却最能让读者找到家的感觉。
布兰克森溪谷
沿溪谷可以走到海滩
沿着海滩走回伯恩茅斯，大风吹得细沙漫天，倒丝毫不能扑灭英国人抓住每个不下雨的日子玩耍的热情。回到城里，还能赶上伯恩茅斯奥拉托利会教堂（Bournemouth Oratory，也叫做“耶稣圣心天主教堂”［Catholic Church of the Most Sacred Heart of Jesus］）的平安夜弥撒。奥拉托利会是一种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的修行方式，1848年，英国的圣若望·亨利·纽曼将其引入英格兰，在伯明翰建立了英国第一个奥拉托利会教堂。托尔金的母亲梅贝尔曾带着年幼的托尔金两兄弟在伯明翰奥拉托利会教堂做礼拜，并与那儿的摩根神父成为好友。梅贝尔临终时将托尔金两兄弟的监护权委托给了摩根神父，此举奠定了托尔金一生虔诚信仰的基础。我本以为奥拉托利会教堂仅伯明翰一座，没想到牛津和伯恩茅斯都有，或许这也是托尔金晚年选择伯恩茅斯的原因之一吧。2023年9月2日，这所教堂还为纪念托尔金逝世50周年举办了主题弥撒。
伯恩茅斯奥拉托利会教堂位于市中心的商业区边缘，外观并不引人注目，内部也较为朴素，时逢圣诞节，一侧的祭坛前布置了耶稣马棚降生的微缩场景。
伯恩茅斯奥拉托利会教堂外观
伯恩茅斯奥拉托利会教堂内部
祭坛前布置的耶稣马棚降生的微缩场景
16世纪以来，英格兰就以英国圣公会为国教，天主教徒占的人口比例不到10%，但让我意外的是，奥拉托利会教堂的这场平安夜弥撒坐满了信众，更没想到在这节日氛围中的弥撒不是仅仅重复《圣经》故事，而是紧跟时局，一开始就提到了加沙地区当时已持续两个月的新一轮冲突，并且谴责了战争。从今天撕裂的舆论场来看，仅仅呼吁和平而不明确支持巴勒斯坦，这样的立场似乎不够进步，然而“站边”的冲动本身，其实已经落入了简单二元对立的陷阱——现实中的人们似乎热衷于二元对立，讽刺的是，《魔戒》出版之时，攻击托尔金的文学评论家们却认为故事表现了简单化的正邪之战，但若《魔戒》的故事果真如此，那么山姆在看到伊希利恩突击队和投靠索隆的“南蛮子”之间短促的战斗之后，应当为刚铎的胜利鼓掌，然而在故事中他的反应却是：
这是山姆第一次看见人类与人类之间的战斗，他不怎么喜欢。他很庆幸自己看不见那张死人脸。他纳闷那人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内心是不是真的很邪恶，是什么谎言或威胁让他离开家乡长途跋涉到此，以及他是否真的不愿待在家乡过着平静的日子……（托尔金，《魔戒》，卷四第四章）
托尔金还在不少信件中直接表达了对战争的厌恶。二战期间，他的小儿子克里斯托弗应征加入英国皇家空军（Royal Air Force），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战争带来了愚蠢的浪费，不仅是物质层面，更是道德和精神层面的，这些对于必须忍受它的人们来说如此令人震惊……有时想到全世界此刻人类悲惨状况的总和，我感到惊骇：数百万人在这毫无裨益的日子里流离、不安、蹉跎岁月——更不用说那些酷刑、痛苦、死亡、丧亲和不公。”（托尔金书信第64号）倘若托尔金活到今日，想必他的态度依然会是谴责战争以及让战争持续的那个系统，在这样崇尚所谓“实力”的霸权系统中，曾经的受害者成了新的压迫者，恐怖与憎恨的大能者魔苟斯播下的谎言，在这个新世纪再次重新发芽，并且“结出黑暗的果实”（托尔金，《精灵宝钻》）。面对这样邪恶的系统个人能如何应对，其实托尔金早就在1969年的一封信中写过，“如今，存在于权力顶峰的邪恶如此强大，又有如此众多的化身，我们能做的似乎寥寥无几，唯有在个体层面去拒绝膜拜那九头蛇的任何一头……”（托尔金书信第3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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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托尔金在湖畔路的平房往西，在叫作“沙岸”（Sandbanks）的小半岛坐轮渡到港湾对面，倒是有更有趣的风景，这里被称为“旧哈里岩”（Old Harry Rocks）的白垩岩悬崖是著名的“侏罗纪海岸”（Jurassic Coast）东边的起始点。所谓旧哈里岩，是白垩岩海岸被侵蚀后断裂，形成了伫立于海中的柱状岩石。侏罗纪海岸绵延154公里，从伯恩茅斯附近的斯塔德兰（Studland）一直到东德文郡（East Devon）的埃克斯茅斯（Exmouth），它见证了一亿八千多万年的地质变迁，2001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另一处托尔金热衷前往的海滨度假地莱姆里吉斯也属于侏罗纪海岸，托尔金小时候曾在那里看到过恐龙化石，后来，他在牛津大学博物馆一次关于“龙”的讲座中提到这段记忆，还说恐龙蛋化石年代太古老，无法再孵出恐龙，但足以孵出传说，意指人可能由恐龙化石创造出“龙”这一神话形象。没有记录表明托尔金住在伯恩茅斯期间或者此前常来度假时是否去过旧哈里岩，不过，他若是从自己平房后院沿着布兰克森溪谷走到海滩，就能看见10公里开外的海岬如巨蛇匍匐着伸入海中，况且我们这回来都来了，就选择多留一日，去这处成形于远古的海边悬崖徒步。
从伯恩茅斯市区坐一个小时公交车可以直接坐到斯沃尼奇（Swanage），这条线路上你甚至可以坐在巴士二层体验汽车轮渡。旧哈里岩位于斯塔德兰和斯沃尼奇之间的海岬上，在斯沃尼奇下车后，沿着海滩稍走不远，就可以找到上山的步道。相较于平缓的伯恩茅斯海滩，旧哈里岩这儿的悬崖有70多米高，听上去不是什么惊人的数字，但站在毫无防护的崖顶往下看，白色崖壁直插入海中，还是颇让人着迷又晕眩的。悬崖顶上是草坡，冬日这深绿夹杂着枯黄的色彩为风景平添萧瑟感。白色悬崖底下，退潮时会露出遍布黑色砺石的狭窄海滩，加上盘旋的海鸥的鸣叫，这场景立刻让人想到《魔戒》中那首“波洛米尔的挽歌”：
大河入海，沙丘与岩石罗列，
南风飘忽而至，挟着海鸥悲鸣在门外呜咽。
“叹息的风啊，今夜你从南边带来什么消息？
英俊的波洛米尔行迹何处？他迟迟未归令人心忧。”
“别问我如今他在何方，那儿有无数枯骨
在白沙与黑岩河滩上，在风雷灰暗的天空下，
多少骸骨顺安都因而下，终归海洋。
向北风打听吧，是他为我送来的消息。”
“啊，波洛米尔！城门外南方大路迤逦向海，
却望不见你在海鸥悲鸣中归来。”
（托尔金，《魔戒》，卷三第一章）
汽车轮渡
通往旧哈里岩的路
旧哈里岩
从托尔金平房附近的海滩可以远眺旧哈里岩所在的海岬
当然了，20世纪50年代托尔金和伊迪丝开始经常到伯恩茅斯度假时，《魔戒》基本已经完稿，因此即便托尔金到访过旧哈里岩，诗中的白沙黑岩河滩很难说是受到此地的启发，但大河入海以及海岬高崖这类形象，在中洲和英格兰的地貌中都十分常见，比如在最后版本的《刚多林的陷落》中，图奥在天鹅的指引下来到贝烈瑞安德西部的海岬，找到悬崖顶上图尔巩曾经的温雅玛宫殿。所以如今在英格兰的这些寻访中，或许也可以反过来，与其纠结于某地是否给托尔金带来过灵感，不妨从地貌与文本的契合之处，确认中洲从来不是“另外的世界”，而就是我们这个星球的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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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恩茅斯养老的日子里，托尔金当然也不完全闲着，《魔戒》的出版和成功让读者对中洲第一、第二纪元故事的兴趣大增，托尔金从20多岁起就一直在创作的《精灵宝钻》终于有了付梓的可能性——前提是，他能从多年来不断重写的稿本中整理出一个前后连贯的叙事。“多年来的各种改写重写，让故事成了一大团细节组成的乱麻。有的地方改了人名，有的地方没有。”卡彭特这样描述此项任务的难度，“地形描述杂乱无章、互相矛盾。最糟的是，手稿本身的数量大幅增加，他都不确定哪个代表自己关于某个章节的最新想法。”（卡彭特，《托尔金传》）
到了1971年，《精灵宝钻》工程终于开始有所进展，然而伯恩茅斯的日子却戛然而止。11月中旬，82岁的伊迪丝突发胆囊炎，她被送去医院，但因病情危重，还是在11月29日去世。当托尔金从震惊中缓过神来，就决定已不再需要留在伯恩茅斯。次年三月，牛津大学默顿学院邀请他成为常驻名誉院士，并在默顿街的学院楼房中给了他一套房间，于是托尔金搬回了牛津。这其实是非常完美的安排（而且总体上托尔金最后两年在牛津也过得颇为舒心），但他不可避免地怀念伊迪丝，他给儿子迈克尔写信说，自己还常常想着要跟伊迪丝说某件事，“但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成了沉船后流落在荒岛之人，独自站在冷漠的天空下”（托尔金书信第332号）。
实际上，托尔金对于死亡并不陌生，幼年时他就已经体会到了生命的无常，他在同一封信中回忆，1904年11月，自己母亲去世时他“徒劳地向天空挥手，说‘这真是空旷而寒冷’”（托尔金书信第332号）。那年托尔金12岁，而他的父亲在他四岁时就已经离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几乎所有最亲密的朋友除克里斯托弗·怀斯曼一人外全都阵亡了。托尔金素来不赞成通过作者的生平来解析作品，“这是我最强烈的主张之一，通过调查作家的生平来研究他的著作……是完完全全徒劳和错误的”（托尔金书信第329号）。但是，他从大学时期刚开始进行创作，就确定了精灵和不死之地等意象，很难说这与他早早接触到死亡毫无关联——在一封讨论《魔戒》主题的书信草稿中，他甚至写道，“对我来说真正的主旨是更恒久也更艰涩的东西：死亡和永生”（托尔金书信第186号）——精灵在某种意义上是永生的，“只要世界不灭，精灵便不死，除非被杀或为悲伤所耗尽（这两种貌似死亡的命运他们无法避免）。他们也不会被岁月消磨了力量，除非有谁渐渐厌倦了成百上千个世纪的时光。他们死后会聚集在维林诺曼督斯的殿堂中，迟早可以由那里返回世间。”（托尔金，《精灵宝钻》）根据托尔金的描述，精灵可以被刀剑或者悲恸等外因杀死，但不受衰老和疾病等困扰，他们的命运与整个世界关联在一起，当精灵被杀死，他们的灵魂会在曼督斯的殿堂中等候，然后重新降生，并且最终在新的肉体中获得“前世”的记忆。我们或许可以简单地将精灵理解为人类的“升级版”，他们形貌俊美，在语言、音乐、艺术等方面拥有远超人类的创造力，但或许对许多读者来说，最让人羡慕的还是精灵一族“不死”的命运。
月升
托尔金本人是否也向往过精灵之“永生”，我们无从得知，但作为一位创作者，像精灵那样拥有无限的时间去打磨自己的创造，那无疑是渴望而不可得的恩赐——独一之神伊露维塔说，精灵“将是大地上最美的生灵，比起我其他的儿女，他们将拥有、孕育并创造出更多的美”（托尔金，《精灵宝钻》），但祂紧接着话锋一转，决定要给人类一样全新的礼物，即是死亡。由此，托尔金在叙事中赋予了死亡一种新的含义，它是伊露维塔的礼物，是不受世界和命运束缚的自由，并且托尔金断言，“不朽的精灵对这种命运又嫉羡又悲伤”（托尔金书信第131号），因为在漫长的岁月中，一方面精灵积累了智慧，另一方面，伤毁的阿尔达不可避免地随着时光流逝而衰败、变得灰暗，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只有徒增回忆和悲伤，这是人类无法理解的永生的重负。正如汤姆·希比指出，托尔金两次书写了精灵选择凡人的必死命运的故事（露西恩与阿尔玟），似乎是要说服自己，必死的命运终究有其吸引力，“只是别无选择的人类看不到”（希比，《世纪作家》）。当然，他依然不想死得太早，毕竟《精灵宝钻》尚未整理完，卡彭特在《托尔金传》中提到，他曾对一位学生说，自己祖上很多人寿命不短，所以自信还能活很多年，但终局很快到来。1972年，托尔金开始出现严重的消化不良，却查不出病因，只得节食和戒酒。1973年8月底，他去伯恩茅斯看望一位医生朋友丹尼斯·图尔赫斯特（Danis Tolhurst），托尔金和伊迪丝此前住在那儿时正是这位医生照料他们的健康。这一次，托尔金住在医生位于伯恩茅斯城北的家里，这是一片幽静的、看起来富裕的居民区，小房子看起来很可能正是50年前那一幢，但并未挂任何标识。
可能是当年图尔赫斯特医生的家
8月30日，托尔金参加图尔赫斯特夫人的生日聚会，“觉得身体不适，没吃多少，但喝了点香槟酒。当晚他感到疼痛，次日早上送去私立医院，诊断出有急性胃溃疡出血”（卡彭特，《托尔金传》）。治疗持续两天，感染还是扩散了，1973年9月2日清晨，托尔金去世，享年81岁。1955年，托尔金写过一首名为“伊姆兰”的诗，与中洲的故事仅有若隐若现的联系，讲的是爱尔兰一位早期的圣徒克朗弗特的圣布伦丹（Brendan of Clonfert）回忆自己的航行，他到了世界的边缘，看到一颗星（暗示埃雅仁迪尔之星），在“圆形世界骤然下坠/古老的直路延伸”之处，但圣布伦丹没有驶上笔直航道，而是回到尘世，接受了凡人普遍的命运。这似乎也可以看作托尔金自己整个写作过程的象征，我们可以想象他或许登上了海中央的努门诺尔遗存美尼尔塔玛岛，瞥见过不死之地的隐约微光，看到过化作星辰的最后一颗精灵宝钻，然后返回来，写下这些故事，并最终与死亡和解，接纳了伊露维塔的礼物。
牧冬读《托尔金传》｜走近奇幻作家的真实人生
《托尔金传》，[英]汉弗莱·卡彭特著，牧冬译，戴故秋校，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2月出版，500页，118.00元
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
钱锺书有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托尔金如果听到这话，恐怕会深表赞同。
身为最知名的畅销小说《魔戒》的作者、现代奇幻文学的奠基人，托尔金生前一直反对为自己作传，他认为真正值得记录的只有他的作品，自己的生活与作品并无直接关系，也不重要。他说：“我并不愿写传记，因为这与我本性相悖，我渴望倾诉的最深感受，已写入神话传说。”他认为，只有自己笔下的“次创造”中洲世界是最真实的，哪怕是当下的全球大事都相对无足轻重，更别提不足为外人道的私人琐事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卡彭特还要写、我们还要读这本托尔金的个人传记？
汉弗莱·卡彭特（Humphrey Carpenter）在写作之初，一一拜访托尔金的子女，请求他们允许自己为托尔金作传。他声明的理由是：如果不让我这个熟悉托尔金的人写传记，只怕还有更差劲的来写，对大家造成误导。这也是长期与托尔金合作的出版社社长雷纳·昂温（Rayner Unwin）担心的事情。事实上，托尔金生前已有一些对他生平的评论和记录问世，有些根本是无中生有、添油加醋，如果任由其传播开来，只怕会流毒无穷。
我们也看到，这种关于托尔金的“歪读”，乃至“六经注我”式的解读一直不鲜见。《魔戒》出版后，就有人强行解读为对冷战的寓言，后来又有人解读为对工业文明的全盘否定，更多的人认为这就是新时代的宗教布道书。近年来排外主义甚嚣尘上，甚至有人把阿拉贡向索隆大军冲锋的画面，用在反对移民的宣传海报上。在意大利举办的托尔金展览的开幕仪式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作了致辞，作为极右翼代表的她将《魔戒》奉为经典，正因为右翼认为书中那些霍比特人象征着“普罗大众”，在积极对抗外来移民、外来文化那些“黑暗势力”。而这些，都与托尔金的创作本意南辕北辙。
梅洛尼参观托尔金展
是的，我们必须撇清误解，了解最真实的托尔金。那么，为什么不能直接读他的作品，非要读他的传记呢？
当然，了解作者生平，一直是深入理解其创作意图的重要手段。但我认为，关于托尔金开创的奇幻文学门类，了解作者生平格外重要。
奇幻文学最重要的不同，就是生造出一个与日常生活截然不同的架空世界——亦即托尔金所说的“次创造”。这个世界并非完全天马行空，有一套自成逻辑的运行规则，还有相对能自圆其说的繁复设定。这一切都是为了一点：读者的沉浸感。
相信很多人都对彼得·杰克逊《魔戒》电影中的一幕记忆犹新：米纳斯提利斯遭遇敌军来袭，向盟友洛汗求救。在雄壮的配乐中，白色山脉上的一个个烽火台被点燃，仿佛整座山脉正在苏醒，被迫迎来自己的战斗。我们忽然意识到，《魔戒》中最重要的主角不是阿拉贡，不是弗罗多，而是这片中洲大地本身，它有自己的生命。托尔金为每座山头、每条河流、每座城池起了不同的名字，背后有着数不清的故事传说，体现出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喜欢托尔金作品的读者，甚至不觉得在读一本小说。我们就像历史爱好者，来到一个陌生的仙境，先是迷醉于其中的风景和造物，随即忍不住要研究遗迹背后的历史，发掘地下埋藏的文物和宝藏。这个名字背后还有没有其他故事？这个设定有没有更多含义？一切问题追根溯源，最终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次创造”的缔造者托尔金。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这样一本书：从中可以看到，在这个架空世界、这棵参天大树诞生的第一天起，托尔金是如何埋下种子、撒上水、盖上土的。
“一些细节上不准确……依然未被超越”
这本《托尔金传》是至今唯一一部由托尔金遗产基金会授权发行的官方传记作品。托尔金文学遗产执行人、最了解托尔金及其作品的克里斯托弗·托尔金（Christopher Tolkien），对本书严格把关，逐字逐句加以修改。而这本著作的独特之处还不止于此——作者卡彭特实在占尽了天时地利（当然，他自己的努力和天赋也很重要，他用了十八个月准备材料和撰写书稿，每天工作八至十个小时，有时一周工作六到七天，制作了几千份卡片）。这是一本成稿于1976年、初次发行于1977年的著作。当时很多托尔金的亲朋好友尚且健在，提供了大量关于他的一手回忆材料。而卡彭特的身份也不一般，他因为制作《霍比特人》儿童剧，与托尔金一家结下了友谊。正如他劝说托尔金家人接受自己为传记作者时所说的，“我对你父亲有点了解，而且我了解牛津，了解他生活的环境”。言下之意是：我是自己人，我写出来的传记不会让托尔金变得面目全非。这个理由显然打动了托尔金子女，卡彭特获得了前无古人、可能也是后无来者的一项特权：可以阅读关于托尔金及其家人的所有材料，哪怕最私密的部分也不例外。
这就让这本《托尔金传》获得了某种“原典”的地位。即便过去将近五十年，很多内容依然只有在本书中才能见到。我们看到几乎大多数涉及托尔金的传记著作和文章都会引用此书、讨论此书，甚至修正此书中的记录和观点。但无论此后的传记研究如何另辟蹊径，这本书依然是绕不开的一座大山。斯卡尔和哈蒙德（Scull & Hammond）编撰的《J.R.R.托尔金：参考与导读》（J.R.R. Tolkien: Companion and Guide）里，收入了篇幅浩大的“年谱”（Chronology），逐年详细记录精确到某一天的托尔金事迹，但有大量内容（特别是早期）依然是直接摘录卡彭特的传记。两位编者在评价这本传记记录的某条资料时说，关于其真实性和来源，我们也没有彻底搞清，但鉴于卡彭特可以看到托尔金的所有材料，就姑且以此为准吧！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卡彭特在托尔金去世后三年内就开始创作，由此获得了珍贵的原材料。但此书出版距今已近半个世纪，关于托尔金生平和作品的研究早已今非昔比。托尔金研究专家汤姆·希比（Tom Shippey）在2001年末为英国《卫报》推荐了十本托尔金读物，卡彭特的传记名列榜首，受到赞誉，但希比也说，这本书还“不完善”。在《〈霍比特人〉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Hobbit）一书的参考文献中，约翰·雷特里夫（John Rateliff）为卡彭特《托尔金传》条目偷偷加上了一句个人评价：“官方传记。一些细节上不准确，但过了三十年，在回顾托尔金一生这方面，依然未被超越。”
“不完善”“不准确”，都没说错。所以，在此书出版之后，诸多托尔金研究者尽己所能，加以补充完善。
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克里斯托弗·托尔金。他用了几乎半辈子潜心整理研究父亲的手稿，编撰而成的《中洲历史》（The History of Middle-earth）与《精灵宝钻》（The Silmarillion）等书甚至可以说推翻了对托尔金创作的既有认知，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他还协助卡彭特完成了《托尔金书信集》的编辑，协助雷特里夫完成了《〈霍比特人〉的历史》的撰写，这都是了解托尔金生平与创作的重要书籍。这本传记经过克里斯托弗严格把关，错误很少，但涉及托尔金创作《霍比特人》《魔戒》的历程时，却犯了不少错。严格说来，这不是卡彭特的错，而是因为克里斯托弗、雷特里夫尚未开始他们的研究。克里斯托弗还在其他著作的前言里指出了传记的相关错误，可算是传记最热心的“纠错人”。克里斯托弗能取得如此成绩，远非托尔金之子这个身份所能解释。托尔金形容他“倔强、自律，很像我”，真是知子莫若父。克里斯托弗抛弃牛津的教职，待在法国乡下几十年，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不参与公开活动，也几乎不回复爱好者来信（和父亲形成鲜明反差），只做整理父亲遗著这一件事。据他人回忆，克里斯托弗编辑《中洲历史》最后一卷《中洲之民》（The People of the Middle-earth）时已七十多岁，仍然每天工作九至十个小时，不啻一位当代的隐修士，在他的缮写室中向我们徐徐展开中洲的宏伟画卷。
书房中的克里斯托弗·托尔金
斯卡尔和哈蒙德夫妇对托尔金的生平研究也厥功至伟。上面提到的三大本《托尔金：参考与导读》，简直可以看作对卡彭特《托尔金传》的“最强注释”，他们编撰的《托尔金：艺术家与插画家》（J.R.R. Tolkien: Artist and Illustrator），也可以视为配合传记阅读的最佳绘图集，详细考订了托尔金画作与其生平、创作的关系。他们对资料的搜集之广泛、梳理之细致、考证之严谨，真是让人望洋兴叹，托尔金研究做到这种程度，几乎是至矣尽矣。作为《托尔金传》的译者，我愿向这对夫妇致以深切的敬意。
其他托尔金学者也做了深入的研究。约翰·加思发掘了托尔金青年时代的大量资料。汤姆·希比结合词源学研究，让我们更加认识到托尔金作品与他生活的联系。韦尔琳·弗利格对他文本的解读颇具洞见。卡彭特传记带给了我们“托尔金生活在男性同伴之中”这样的刻板印象，有些著作甚至试图修正这些内容，还以一个更为复杂和全面的托尔金形象。
这里无法一一列举这些精彩的研究。但我深刻感受到，卡彭特的传记如同一道经典名菜宫保鸡丁，在菜谱不断被传抄的过程中，历代大厨均对其有所改进，使之花样繁多、美味可口。如果我还是把原来那道菜不加改进端上来，只怕读者立马就要拍桌子抗议。但我如果太过添油加醋，将其变成充满译者个人色彩的“创新融合菜”（或者如托尔金所说，“编辑路过的痕迹”太重了）甚至另一道菜“左宗棠鸡”，读者也要说这是挂羊头卖狗肉了。所以，我一方面冒“译者痕迹太重”之大不韪，添加了大量注释，利用各种原始资料、学者研究，对这部传记做出补充乃至修正，另一方面也尽可能筛选、控制注释内容，让注释严格围绕帮助理解本书、帮助理解托尔金本人及其作品而展开。我无意让注释成为枯燥的专业论文或猎奇的八卦小报，尽量在可读性和专业性之间做平衡。
以英格兰文化的异客自居的托尔金
事实上，本书注释除了挑错以外，还侧重于展现三个主题，也就是托尔金作为身处二十世纪新旧思潮碰撞之际、身处现实与幻想激荡之中的作家，让大家感到迷惑、反复争鸣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乎托尔金的身份：他是“外侨”（uitlander），还是纯正的“英格兰人”？
容易被人忽略的是，托尔金在他所处的环境中，多少总是扮演“少数派”“外来者”的形象。托尔金自己也曾说：“我生于奥兰治自由邦，其实对于英格兰和英国文化总感觉是个异客。”
他出生在与英格兰远隔万里的南非奥兰治自由邦，在当地布尔人眼里，他和他父母属于一小撮“外侨”，身处英国殖民者的孤岛之上。可能他也没忘却自己殖民者子女的身份，一战爆发前就参加了军事训练，加入的正是只对生于殖民地的人开放的军营。他年轻时还为布尔战争辩护，虽然后来转变了观念。
父母与托尔金
童年时回到伯明翰，托尔金和母亲（还有弟弟）是新教大家庭中仅有的天主教徒。大多数家人排斥他的母亲，想转变他的信仰，他和母亲被迫过上颠沛流离、贫困潦倒的生活。
进了牛津大学，他是当时这个富人和贵族俱乐部里不多的穷学生之一。其父亚瑟当年在南非投资矿产，此后定期获得收益，这简直成了托尔金的救命稻草，其母以之支付孩子们的生活费。托尔金结婚前靦颜去找弗朗西斯神父，就是求他把这笔投资划在自己名下，他把投资的最后一笔收益用以支付妻子生下大儿子的医护费用。在T.C.B.S.（即The Tea Club, Barrovian Society，一译“茶社和巴罗社团”）中，他也是最穷的那个，因此也入伍最晚，侥幸逃过了索姆河战役中最为惨烈的阶段，这也是他在索姆河“绞肉机”中捡回一条命的重要原因。
不仅如此，在圣公会背景的牛津大学中，他也是不多的天主教徒，虽然当时牛津的宗教氛围已经没那么浓厚，但他选择了埃克塞特学院（这个学院当时对天主教徒的氛围相对宽容）、选择去圣阿洛伊修斯天主教堂、选择葬在伍尔弗科特公墓——这是他几乎唯一能做出的选择。
即使成为教授，托尔金也是众多一心只做学问的学者中，少数有志于小说创作的人，这在当时被认为不务正业，他也颇为忌讳。正因如此，他才和另一位同样“不务正业”的教授C.S.刘易斯惺惺相惜。他最骄傲的是被牛津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而且是基于对语文学的贡献，虽然这门学科正在被语言学所取代——说到底，他可能还是对自己的“外侨”处境耿耿于怀。
但这可能和我们对托尔金的印象不符。托尔金说过，愿将他的中洲神话献给自己的祖国——英格兰（有趣的是，他却反感“大不列颠”这个名字，甚至对英联邦表示作呕。他对“帝国”有着本能的反感，曾说自己若是生活在罗马帝国时代，会憎恨这个帝国，同时依然是个爱国的罗马公民，也会更乐意做个自由的高卢人，或看到迦太基人的优点）。他在《霍比特人》《魔戒》中描绘的霍比特村背后的英国田园风情，他对古英语的研究，甚至对“英国美食”的偏好，都透露出对英格兰的热爱。这势必涉及一个看似与中洲世界无关的问题：他对英国及其现实政治，是怎么理解的？
翻阅托尔金在爱德华国王学校的辩论记录，以及他的书信，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他虽然主张新闻时事都是不重要的，他自己却高度关注、深入探讨了很多内容。托尔金所处的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从国外看，大英帝国在布尔战争后开始走下坡路，托尔金感受到的更多是帝国的余晖，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萧条的经济状况中，大众舆论环境严重恶化，民族主义，尤其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甚至占领了舆论主战场；从国内看，工业革命的辉煌正在淡去，传统的贵族社会正在没落，一个更加纷杂也更平民化的现代社会正在到来。
而这些，正巧托尔金都是亲历者。
他出生在两次布尔战争之间，父亲事业腾飞及投资矿产、母亲倍感孤独的背后，是大英帝国最后一次扩张以及带来的殖民者与布尔人的紧张关系。当我们看到托尔金在伯明翰的煤车上学习威尔士地名，看到他对这里的工厂烟囱多么厌恶时，无意间也会发现，来自威尔士的繁忙煤车上、那些地名中包含的“煤炭”“木材”含义，暗示着威尔士作为工业原材料基地的悠久历史，以及伯明翰作为传统工业城市曾经的辉煌。即便当时的爱德华国王学校和牛津大学，其中的学子也并非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直面时代的变迁。包括托尔金在内，中学学生们在辩论会上激烈讨论当时的内政外交；考试制度的改革让导师（教授）这一群体站上了大学舞台中央，大家开始推行更侧重考试成绩的小班化教学和更便于学生学习的课纲（这两项，托尔金都是积极的参与者）。牛津开始越来越不是贵族子弟的专属，递交名片的繁文缛节、与镇民的冲突等传统因素虽然还在，但即将成为历史。这本书不仅是托尔金个人的传记，也是一幅维多利亚末期的英国社会风情长卷。
托尔金对此有何认识？似乎他并不全然认同这些变化，他的思想有些守旧。他在信里自陈并非民主派，卡彭特也说他属于“右翼”（托尔金在西班牙内战时是站在弗朗哥一边的，和支持左翼的刘易斯截然对立，但他主要是出于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当时首相丘吉尔也在演说中支持弗朗哥），对现代政治的大众参与颇有微词，这可能要让那些对他狂热崇拜的嬉皮士大失所望了。他还在信里说自己“越来越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不过，可别有什么误解，托尔金脑中的无政府主义有君主和国家的存在。他笔下的夏尔就是最好的诠释：一个自给自足、无为而治的小市镇，比起管理市政，市长（山姆）似乎对生孩子、做园艺更感兴趣。国王（阿拉贡）甚至都不踏入镇子一步，他是神在人间的象征，更多用权威而非权力（后者是托尔金深恶痛绝的）在统治国家，用“王者之手即医者之手”的国王神迹带给人们信心和力量。这是理想化了的维多利亚乡村，甚至带着中世纪的色彩。托尔金的政治理念似乎与当时狂飙猛进的政治社会思潮格格不入，也难以适应工业化带来的变迁。从表面上看，他似乎退回到了自己的精神“霍比屯”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但正如陶渊明在“归去来兮”的田园牧歌之外，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托尔金这位英格兰的“陶渊明”，也会愤而用言辞乃至实际行动投身于支持正义的事业中。在他的青年时代，妇女参政论者运动在英国风起云涌，这是一个以激进行动主张妇女选举权的团体，被很多人视为罪犯、疯子，托尔金却在爱德华国王学校的辩论赛中为她们巧妙辩护，还将其作为正面角色写进了自己私下创作的剧本。他成为教授之后有了很多女学生，他一直鼓励她们追求自己的梦想，也支持自己的女儿受教育、读大学，将她与儿子们一视同仁。这在上世纪前半叶并不多见。一直以来有人批评《魔戒》中女性角色太少，进而质疑他对待女性的立场。基于前述事实，我们或许可以推论：女性角色的多少与托尔金的立场并无直接关系。而伊奥温这个果敢鲜明的人物，虽然来自于北欧神话中盾女的形象，却也表明托尔金起码不反感女性逃出家庭的囚笼，像男人一样在沙场上建功立业。
托尔金在妇女参政论者纵火后的仓库围观
他更为强烈、集中的立场，体现在对种族主义的批判上。托尔金出生于布尔人等西方人欺压当地黑人的奥兰治自由邦，从小就感受到了种族主义的氛围。他母亲对黑人的处境颇为同情，甚至对小托尔金说，有色人种受到的待遇，一直让前来的英国人感到惊恐。耳濡目染之下，托尔金一直关注南非的种族矛盾，在退休演讲中还提到自己“对种族隔离恨之入骨”。
而对反犹主义，他同样不吝批判之词。反犹主义在当时非但不是过街老鼠，还是历史悠久、从上到下都信之不疑的某种“主流舆论”。就在托尔金来到利兹的三年前，这里发生过非常严重的排犹暴动，天天看报的托尔金不可能不有所耳闻。但是当纳粹德国的出版社想出版他的《霍比特人》，来信询问他是否有雅利安血统时，他表达了最强烈的愤慨。他向着正欲将犹太人除之而后快的德国人说：我很遗憾和这个优秀的民族攀不上亲戚。纳粹德国以雅利安后裔自豪，托尔金却说：雅利安这个词不过是指印度伊朗语系罢了，其中就有（你们最歧视的）吉普赛人。他痛恨希特勒歪曲败坏了自己最热爱的北方文化和精神，将其作为煽动种族主义的工具。他的声明，对现在一些质疑托尔金是种族主义者的人也同样适用：“如果让人误会我赞同这种极其恶毒和反科学的种族学说，我深表遗憾。”他在年轻时给怀斯曼的信件中，更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主张：我并不是要为“德意志高于一切”辩护，但我一定会为“一切为了挪威”辩护。他解释自己理解的民族主义，并不是欺凌其他民族，而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自我实现。他毕生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写一部真正属于英格兰的、体现高尚文明的神话史诗。而在他的史诗《魔戒》中，不同种族的人捐弃前嫌，联合起来结成了同盟（fellowship），才能最终战胜不可一世的黑暗势力，取得胜利。
他守卫的，一直是那个文化上的“家园”，而非充满权力和偏见的现实政治。
而在这些言谈行动中，我们也能看到，托尔金似乎又一直在扮演“少数派”的角色。他在现代大众政治高歌猛进时，批判其负面影响，希望回到“鸡犬相闻”的传统中；他在多数人还认为“政治、高等教育是男人的游戏”时，为女性辩护、声援；他在种族主义甚嚣尘上时，向反犹主义的中心说不。他似乎还是那个有点格格不入的“外侨”，却也是坚定的精神家园守卫者。
以中洲世界人物自况的托尔金
第二个问题，关乎托尔金的个性：像“贝伦”“法拉米尔”，还是更像其他角色？
托尔金喜欢自况为中洲世界里的人物。比如，按照他的遗愿，在其墓碑上刻下了“托尔金……贝伦”“伊迪丝……露西恩”的字样，无疑他自诩为深情的贝伦，愿意为了爱人露西恩勇闯魔王老巢、甘愿断手终身。但读了传记中的内容，只怕会大跌眼镜。原来王子和公主“幸福生活在一起”后，各种烦恼和问题才刚刚开始，原来贝伦和露西恩住在托尔嘉兰后，生活中也不乏争吵、矛盾。难能可贵的是，卡彭特秉笔直书，并没有文过饰非，简直是用放大镜在观察托尔金的私人生活，将他们夫妻间最深层的矛盾毫不避讳地写了出来。我们看到，他们夫妻并没有多少思想上的共鸣（和赖特教授夫妇形成对比），交友喜好也彼此格格不入，因此只能彼此有所忍让。我们更可以看到，伊迪丝远非那个热爱自由、敢闯敌巢的露西恩，她甚至在牛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成天卧床养病。但我们不必操心他们的感情，他们深爱彼此，恒久不变。究其原因，就像托尔金所说，他和伊迪丝像是经历过一场可怕的船难之后，搁浅在海滩上的两个人，妻子是陪伴你的难友，而非指引你的明灯。他和妻子都幼年失去双亲，靠着互相扶持，才没有陷入绝望的深渊，才敢于一起站在死亡面前，享受转瞬即逝的生活朝露。托尔金的回忆非常动人：“仿佛我们永远能在林间空地相会（尤其我独处的时候），经常手挽着手悠然漫步，以此逃避死亡迫近的阴影，直到终有一天它将我们分开。”对托尔金而言，伊迪丝就是以优美音乐帮助他走出童年阴霾的缇努维尔，这已经超出了所谓精神伴侣的层面，任何人都无法取代。他对妻子的爱，全寄托在了为妻子创造的角色名字中：露西恩，就是“朋友”与“释放、自由”的意思，而英语中“朋友”（friend）和“自由”（free）都有同样的词源“去爱”。正是露西恩/伊迪丝的友谊与爱，带给了托尔金自由。而现实中的贝伦也从未忘记露西恩的幸福，带她逃出了牛津这个高楼（也因此失去了学界社交“这只手”），来到了他们的托尔嘉兰——伯恩茅斯，让露西恩在幸福的晚年中离开人世。
晚年的托尔金夫妇
托尔金还曾自许为高贵慷慨、真挚待人的法拉米尔。小说中的法拉米尔面对魔戒这个人人渴求的宝物，面对可以得到父亲肯定的诱惑，依然不为所动，慷慨好义地帮助弗罗多继续远赴末日火山之路。托尔金在给别人的书信中提到，《魔戒》中他最像法拉米尔，除了没有后者那样的勇气。法拉米尔对朋友善良忠诚，托尔金非常看重这点：吃饭时，他是买单最主动的那个，聊天时，他是最幽默的那个，甚至对刚认识的陌生人，他也不乏善意，从饱学鸿儒到贩夫走卒，交到了无数朋友。他让相交相知多年的雷纳·昂温直接称呼自己的教名“罗纳德”，深情地对对方说：“我们的关系就像洛汗和刚铎，而你也知道，对我来说将永远坚守埃奥尔之誓，我也会继续仰赖和感激米纳斯提利斯的智慧与守礼。”一语道出他心中朋友关系的典范。
但对待其他同样亲密的朋友，他似乎并不总是理性而包容的。这里说的就是C.S.刘易斯。
刘易斯提名《魔戒》参选诺贝尔文学奖的信件
刘易斯对托尔金巅峰时期的小说创作，尤其对《魔戒》的诞生，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雷纳·昂温也提到，托尔金容易深陷细节，甚至认识不到作品还没完成，需要有人鞭策、鼓励他。雷纳自己和手下的编辑倥偬忙碌、水平有限；托尔金的儿子克里斯托弗虽然是个很好的读者，也只能提出细节上的建议，达不到父亲这样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文字水平。《魔戒》的助产士角色就是由刘易斯扮演的。他和托尔金深入探讨了这部小说的方方面面，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卓有见识的鼓励和批评意见，对托尔金这个沉迷于描绘“树叶”般细节的“尼葛”说：托托，继续！托尔金后来谈及于此：“我欠刘易斯一笔无法偿还的债，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个人影响’，而是对我纯粹的鼓励鞭策。很长时间以来，他是我唯一的听众。只有从他那里，我才知道我的‘东西’并不只是私人爱好。”
刘易斯在《魔戒》出版后，成了最积极宣传的那个人。注释中选译了他写的书评介绍，可以看到不仅文字生动，而且对作品有非常深厚的了解，几乎一针见血地点破各种疑问和要点。这是刘易斯文学才华的体现，也是他与托尔金智识激荡、理念共鸣和深厚友谊的实证。
可惜，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关于这二人的交恶有聊不完的话题，事实上卡彭特也做了自己的猜测，在书中给了或明或暗的解读。幼年丧母对托尔金的影响刻骨铭心，他在朋友面前欢声笑语、言谈无忌，在孩子面前体贴入微、活泼有趣，但是私底下，他很容易陷入绝望悲观的情绪。幼年时，爸爸就走了，妈妈也走了，自己的生活居无定所，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谁知道哪天还会失去些什么？可能正因如此，托尔金将刘易斯引为最亲密的知己后，却觉得对方似乎越来越像是要远离自己（可能正是这一点让刘易斯无法理解，他在《四种爱》中对友谊做了过于理想化的阐发）：他更喜欢威廉斯的写作风格了，他写起了我最反感的寓言，他加入了新教而非我的天主教，他娶了个我完全无法认同的妻子。罢了罢了！虽然我们还在小鸟与小儿（托尔金与刘易斯等人常去的酒吧“老鹰与小孩”的昵称）喝酒，但他不再是他了！事实上我已经失去他了！
这就是托尔金最私人的一面，他爱之深，也怨之切，并不会恪守什么中庸之道。有些人可能会疑惑，为什么托尔金要将费艾诺这样一位性格激烈乃至偏激的人物，选为定下《精灵宝钻》故事缘起的首要角色，为什么要将最重要的精灵字母定名为费艾诺字母。但通过阅读这本传记，多多少少能感受到内心最深处的那个托尔金，与费艾诺似乎有些相似之处。而且承认吧，大家不就喜欢这样的人物吗？“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他也许活得比我们多数人真实多了。
以作品来思考死亡与不死的托尔金
第三个问题，关乎托尔金的创作：“只是个单纯的故事”，或者并不是？
托尔金的个性也反映到了他的创作中，可以说是完美主义，也可以说是对自己作品的无限热爱。
卡彭特说，不存在两个托尔金，一个是学者一个是作家，他们是同一个人。的确如此。我们很难看到另一本《魔戒》这样的小说，在附录里列出小说人物的语言、历史乃至历法风俗，简直像关于中洲和霍比特人的学术研究。我们也惊讶地发现托尔金的学术研究并不枯燥，他把文学批评比喻成造房子，把西米德兰兹方言比喻成乡绅，把当下的学术体系比喻成塞香肠，还曾把创作民俗传说比喻成煮汤。他简直把小说写成了论文，论文写成了小说。因为在他眼里这两者根本就是一件事，都是激发他创造力、给他带来快乐的源泉，而他也一直相信阅读文学作品是引发研究兴趣的不二法门。同时在这两者背后，是同一股力量推动着他的创作：对母亲、对家园、对背后的西米德兰兹及其语言的热爱。他论《卡勒瓦拉》的论文，简直可以看成守护北欧神话传统的檄文，《英语与威尔士语》（The English and Welsh）则是他对母语和威尔士语的深情告白。他还是那个热爱英格兰家乡的托尔金，还是那个用情至深的托尔金，始终如一。
那么，现实中托尔金的感受、观点，有没有融入托尔金的创作中呢？他本人多半会反对这点。他的朋友乔治·塞耶（George Sayer）曾回忆，托尔金极其反对将他的书视为基督教宣传册之类的言论，他说：“你知道，我从未想过这些，我想我只是在写一个单纯的故事。”但塞耶补充说，托尔金也逐渐开始相信人们告诉他的一些事情，认识到虽然他并非有意，却切实在小说中写进了“神圣的真理”。
他对现实家园、对年幼丧母的感受，就融入了他的创作中。那就是《魔戒》乃至整个中洲神话中的两大关键词：机械（machine）和死亡。
有人会把巫师萨茹曼和他在艾森加德的庞大基地视为工业革命的象征，更把他大肆砍伐树林、招致树之牧者恩特们反攻并摧毁艾森加德，视为自然对工业文明破坏环境的报复。更有人因此延伸开去，结合卡彭特传记中的内容，认为托尔金根本就是全盘反对现代化。的确，他讨厌火车，讨厌飞机，几乎不怎么用家用电器（这是一辈子朴素勤俭导致的，晚年他很乐意住在伯恩茅斯中央供暖的房子里，也乐于把火炉换成电暖炉，还爱在电视上看网球赛），喜欢没有机械化耕作的田野，认识到汽车和公路会破坏环境后，就不再买车开车，但这并不意味着托尔金就是个阿米绪人。我们别忘了，他最眷恋的萨尔霍磨坊，早已装上了象征工业革命的蒸汽机设备，但他对此并无反感。他反感的，是现代化带来的那些负面因素，尤其那些试图控制个人、破坏个人自由、将人们异化为流水线上的螺丝钉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现代化中的机械。他儿子克里斯托弗在接受采访时对此有非常清晰的评价：
我父亲不止一次提到，《魔戒》的一个潜在主题就是“机械”。但这里想表达的不是这个词的直观含义，不是火车、汽车或飞机，而是代指一些取代了人类自身天赋才能发展的手段。“机械”就是一种错误的手段，它意味着压迫、支配，尤其对我父亲来说，最大的敌人，就是对不同想法、意志的压迫。他发现，这正是现代世界的本质特征。
现代化的负面影响，托尔金感受到的太多了。首当其冲的，就是他所眷恋的西米德兰兹（包括萨尔霍乃至牛津乡村）的环境。而亲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他，更是对现代化抱持悲观态度。现代化战争工具的第一个代表——坦克，一战时投入了索姆河战役，当时的托尔金多少应该有所耳闻，《刚多林的陷落》（The Fall of the Gondolin）里，他笔下魔王大军所用的古怪器械，灵感可能就来自于此。他在军营中见识了现代社会的“官僚体系”，对此深恶痛绝，骂道：“组织里人类的愚蠢会无限放大！”他说二战让每个人变得更贫穷，让很多人丧失亲人或肢体残缺，让数百万计的人死去，只有一件东西胜利了：机械。而他对结束二战的原子弹本身也颇为反感，认为这是“疯子物理学家彻头彻尾的愚行……冷酷地想要毁灭世界！”1958年的荷兰之行时，他仍对这些可怕的军事科技耿耿于怀，在演说中斥责发明它们的科学家是萨茹曼的孝子贤孙，说他们用残害万物的方式来了解万物。
托尔金在荷兰的霍比特晚宴上发表演讲
当然，托尔金坚决否认《魔戒》是关于原子弹之类现实问题的寓言，但他的这些态度，却或多或少吸纳进了他的小说和神话中。这里必须厘清一个概念，虽然我们都认为托尔金笔下是一个充满魔法的奇幻世界，但他理解的“魔法”和我们颇为不同。在他看来，自己创造了一个充满精灵、矮人、奥克的“仙境”，精灵与天地同寿（除非死于刀剑），他们所在的地方时间流逝比人间快得多，他们的作品也比人类更加完美，但这些都是他们天生的技艺，是源于自然力量的一部分，他们是顺势而为，是道法自然，而非刻意为之。在他眼里，这是“艺术”，是艺术的最高形式。而我们理解的魔法，用常理难以解释的力量试图控制万物、粗暴地改造万物，这恰是“机械”的体现，他笔下那些试图追求“机械”般奇技淫巧的角色，几乎无一例外都迎来了悲惨的结局。
但“机械”并非《魔戒》真正的主题。用托尔金的话来说，这些只是让故事的车轮向前而已。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是来自幼年丧母的最深切的感受——死亡和对不死的思考。
托尔金不止一次提到，死亡才是《魔戒》最重要的主旨。甚至我们可以说，死亡也是中洲神话最重要的主旨之一。神话中精灵最大的特质就是不死，但带给他们的却并非全是欢乐。他们被迫束缚在这个美好易逝、逐渐堕落的世界中，感受到永生带来的沉重。他在《芬罗德和安德瑞丝的辩论》（Athrabeth Finrod Ah Andreth）一文中对此做了详尽的思考，认为人类能凭借死亡，脱离这个世界，不知道去向何处，这是神赐予人类的礼物。我们可以感受到，托尔金关注的并非死后的世界，笃信基督教的他觉得人死后的情况是毫无疑问的。他思考的是死亡对生者的影响。正如他自己，一生都在抵抗心中的阴影，一生都难以摆脱母亲及其死亡的影响，他也在思考这譬如朝露的短暂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所以波伏娃在《安详辞世》（Une Mort Très Douce）中那番充满存在主义气息的死亡解读，才会引发他如此强烈的共鸣。他在接受BBC采访时，如此引述并评论：
我前几天在报纸上读到摘录的波伏娃的几句话，对我来说真是一语中的，我读给你听吧。“没有什么自然的死亡，人类身上发生的一切都不是自然的，因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整个世界的质问。凡人皆有一死，但凡人之死都是意外之事，即便他知道自己将死，坦然接受，死亡仍是对他的一种不当的暴力。”不管你是否同意这些话，这就是《魔戒》的主旨所在。
托尔金接受BBC采访
经历了幼年失怙、痛失T.C.B.S.好友以及C.S.刘易斯（托尔金称刘易斯去世为“我的树根挨了一斧子”）等诸多悲痛时刻，托尔金对死亡与永生的话题格外迷恋。如果不死的精灵、《彼得潘》中的永无乡、爱尔兰神话中的不老乡真的存在，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死亡这个逃不过的判决，会让弗罗多这样的生者做出怎样的抉择？这些都是他最深切的关怀、最深邃的思考。
中洲世界乃至奇幻世界大门的敲门砖
我们还做不到一步登天，无法第一时间就进入托尔金最核心的思想之中，还是需要凭借各种阶梯和工具，帮助我们走进中洲这个世界。这就是卡彭特在这本传记中做的工作。
不得不说，卡彭特非常喜欢草蛇灰线、伏笔千里。不仅每一章都用了类似“章回体”的结构，增加叙述的连贯性，还非常喜欢在某处匆匆埋个伏笔，在很多章之后点出谜底。埋得最远的一次是，他在前言“一次拜访”提到，奥登说托尔金的房子很难看，在几乎结尾的“伯恩茅斯”一章中才交代了原委。
而他埋得更深的伏笔，是嗅探出托尔金的各种人生经历，对他创造中洲世界、乃至《霍比特人》《魔戒》这两部最重要小说的影响。正如戏剧舞台上挂着的一把猎枪，迟早会放出一发子弹，卡彭特看似东拉西扯，却都并非闲笔。托尔金哀叹萨尔霍的一棵树被砍了，未来这就是《魔戒》中山姆看到集会树被砍而恸哭的一幕；托尔金沉醉于沃里克的风景，未来这就是《失落的传说》（The Book of Lost Tales）中的精灵之城科尔提力安；托尔金惊叹康沃尔海滩的惊涛拍岸，未来这就是中洲维拉乌欧牟海洋之歌的源头。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卡彭特仿佛在创作一首交响乐，各种音符看似毫无章法，却都涌向《霍比特人》《魔戒》乃至《精灵宝钻》的高潮，高音一响，此前或明或暗的图景顿时豁然开朗，最终在略带落寞的长长休止符中落下帷幕。听完之后忍不住回味，才想起原来这个音符预示着《霍比特人》的某个元素，那个音符牵引着《魔戒》的某个主题。侦探卡彭特早已一一发现并列举了出来，而一些注释中也会进一步点明其中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妨把这本《托尔金传》看成进一步敲开中洲世界乃至奇幻世界大门的敲门砖。卡彭特自己也说，托尔金真正的传记是《霍比特人》《魔戒》和《精灵宝钻》，因为关于他的真相就藏在那些书的纸页中。正如C.S.刘易斯在给《魔戒》的书评中所说，我们创作奇幻小说，并不是逃避现实，而恰恰是要揭开我们“熟视无睹”的面纱下，世界的真相。世事太过纷繁复杂，蒙昧了我们对真善美的朴素判断，而返璞归真的奇幻神话或者说仙境奇谭，给我们带来了幻想、恢复和抚慰，让我们找到回归内心家园之路。卡彭特的《托尔金传》，给我们揭开了托尔金如何创造神话、回归内心的秘密。我们从中同时看到了现实与幻想，看到了传主和自己，说这是一部成人的“童话”，我觉得并不为过。
托尔金的足迹｜拯救夏尔
“在地底的洞府中住着一个霍比特人。”（托尔金，《霍比特人》）
托尔金的读者都熟悉《霍比特人》这一著名的开头，很多人也都知道，这句话仿佛超现实主义者的“自动写作”，从托尔金无意识的笔端流淌到一张空白试卷上——根据他自己的书信以及卡彭特的《托尔金传》记录，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初，托尔金需要在暑假通过批阅考卷补贴收入，这是项乏味的工作，却也必须集中注意力，突然其中有一页完全留白，于是他随手写下这么一句话，“在地底的洞府中住着一个霍比特人”，但他“当时和现在都不知道为何会写下这样一句话”。（托尔金书信第163号）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开端，故事慢慢发展出来，于是我们知道了这个即将被抛入冒险旅程的霍比特人名叫比尔博·巴金斯，而这个洞府叫做“袋底洞”。
不过，大多数人或许并不知道，“袋底”（Bag End）实际上是真实存在于伍斯特郡的地方，20世纪20年代，托尔金的姨妈简·尼夫（Jane Neave）正是多姆斯顿（Dormston）的袋底农场（Bag End Farm）的拥有者。姨妈简早年从事教育，中年转行经营农场，起初在诺丁汉郊外的盖德灵（Gedling），之后搬到了多姆斯顿。托尔金和姨妈简的联系持续了大半个世纪，她的两处农场，托尔金都常去拜访，并且都在他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了重要的痕迹。2008年，两个诺丁汉当地人安德鲁·莫顿（Andrew Morton）和约翰·海耶斯（John Hayes）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托尔金的盖德灵：1914》（Tolkien’s Gedling: 1914），一年后莫顿又出版了《托尔金的袋底洞》（Tolkien’s Bag End），分别追溯了托尔金的创作与姨妈简两处农场的关系。
姨妈简是托尔金母亲这一代萨菲尔德（Suffield）家中最小的女儿，她本身也可谓一个传奇。简出生于1872年。在她出生的两年之前，英格兰和威尔士通过了《1870年初等教育法》（Elementary Education Act 1870），根据该法案，所有5岁以上12岁以下的儿童，不分男女，都应到学校接受基础教育——不过之后的进一步教育依然是富裕家庭的特权。萨菲尔德家族向来认同教育的重要性，因此简不仅按照新法规定完成了基础教育，还在1884年参加了高中入学考试并获得录取。那个年代，尽管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依然很小，简还是通过函授成为了英国最早获得理科学位的女性之一，她的专业是植物学和地质学。1895年，当梅贝尔带着托尔金兄弟俩回到英格兰探亲并暂住伯明翰城郊父母的房子时，简也还住在此处，她个子很高，性格坚毅果断，无疑立刻给幼小的托尔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04年，梅贝尔因糖尿病去世，托尔金和弟弟希拉里成了孤儿（他们的父亲亚瑟早在1896年就于南非布隆方丹病逝），姨妈简很可能在兄弟俩眼中成了替代性的母亲角色，即便她与埃德温·尼夫（Edwin Neave）结婚后并不住在伯明翰，无法实际上照顾他们——不过，梅贝尔生病期间，托尔金曾被安排去与姨妈、姨夫一同生活过两个月。根据汉弗莱·卡彭特的《托尔金传》，埃德温·尼夫1895-1896年就寄宿在托尔金的外祖父家，是个保险公司职员，长着一头浅黄色头发，他会弹班卓琴，还向当时也住在家中的简抛媚眼。卡彭特写道：“家里人都觉得他普普通通，所以得知简和他订婚后大为吃惊。”（卡彭特，《托尔金传》）不过，莫顿《托尔金的盖德灵》中指出，尼夫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保险职员，而是保险调查员，这意味着他受过正规教育，且肩负更大的责任。1905年，他升职到一家保险公司诺丁汉分部的经理职位，于是和简一起搬到盖德灵。这里有直达诺丁汉市区的火车，相比更时髦的近郊，当时的盖德灵还保存着乡村风貌，也更为便宜。这是简第一次来到盖德灵居住，但这段生活很快被意外中止，1909年，尼夫因支气管炎去世，留下一笔不菲的遗产。20世纪初的英国，女性在婚后回归家庭还是常态，但丈夫去世，简又可以继续追求事业了，她在1909年来到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大学担任学监，工作期间她还主持了学院建筑扩建工程。但两年之后，她决定进行一次大转行——经营农场。当然，这并不是一拍脑袋的异想天开，简曾经的植物学和地质学知识，加上圣安德鲁斯大学期间积累的工程管理经验，都为她成功经营农场奠定了基础。
无论在早年的教育行业还是之后的农场，认识简的人，不仅包括她著名的侄子托尔金，还有那些同事、农场员工甚至周围邻居，都为她的睿智、自信和领袖风范折服。很多托尔金作品的研究者认为，她的个性一定程度上映射在甘道夫这个人物身上。莫顿甚至在《托尔金的盖德灵》中写道：“托尔金对另一性别的观念相对保守，对他而言，简某种意义上打破传统性别的边界，因此可以想像，她性格中让托尔金仰慕的方面会出现在他笔下的男性角色身上。”但我认为这一论述并不准确。首先，托尔金的“灵感来源”从来就不是单一的，根据《托尔金传》记录，1911年夏天，托尔金与弟弟希拉里、姨妈简还有简的农场合作伙伴布鲁克斯-史密斯一家（Brookes-Smith）去瑞士山区徒步旅行，期间他买了几张明信片，有一张上面画了一个戴宽边帽、穿长斗篷的老人，“托尔金细心保存着这张明信片，很久后在收纳明信片的纸套上写了‘甘道夫的原型’”（卡彭特，《托尔金传》）；其次，汤姆·希比教授还考据过“甘道夫”这个名字在古北欧神话《诗体埃达》（Poetic Edda）中的渊源……这些都意味着，托尔金的创作方式常常是将许多碎片拼合其他，形成一幅独特的完整画卷。
更重要的是，虽然托尔金在文学品味和信仰方面可以被称为“保守”，在实际生活中他的妻子伊迪丝也像同时代大多数已婚女性一样专心守护家庭，但这并不意味着托尔金对女性持有保守观点——如果莫顿所说的“保守”是指轻看女性的话。《托尔金传》中提到，20世纪初，英国女性为了投票权开始进行艰苦的斗争，还在读高中的托尔金在一场辩论会中支持这一当时标准下的激进立场。从《魔戒》到《精灵宝钻》，女性人物或许不算多，但每一位都性格突出，在故事中起到了某种决定性作用。比如我们最为熟悉的洛汗公主伊奥温，面对戒灵的威胁，她大笑，并说出那句“但我不是活着的男人！”（原文为“But no living man am I”，前文中戒灵之首说“No living man may hinder me”［没有活人 能够阻止我］，这是一个巧妙的双关，英语中“man”既表示笼统的人也专指男人）——
她是洛希尔人的公主，马克诸王的后代，窈窕却如钢刀，美丽却可怕……（她）聚起最后的力气一剑刺在铁王冠和斗篷之间。长剑火星四溅，崩成无数碎片。王冠哐啷落地滚远。伊奥温往前扑倒在阵亡敌人的身上。但是，看啊！斗篷和锁子甲底下空无一物。此刻它们堆在地上不成形状，破损、凌乱。一声嚎叫蹿升到战栗的空中，衰减成尖厉的哭号，随风飘散。（托尔金，《魔戒》，卷五第六章）
从这段扣人心弦的文字可以看出，托尔金完全承认女性的勇气和力量，他不需要刻意将自己在女性身上观察到的美好品质安放到一个男性角色上。另一方面，甘道夫作为一名迈雅——“与维拉同属一类，但等级次于维拉的神灵”——本身并没有形体乃至性别，“他们的形体并不是来自宇宙本身，而是来自他们对现有宇宙的了解。他们本来不需要形体，他们取用形体就如同我们穿着衣饰，人不穿衣饰并不损及其存在……（他们）想要取用形体时，有的取了男性的模样，有的取了女性的模样。因他们从起初问世时性情就有差异，这差异并不是因性别的选择而来，而是经由这选择而得以体现，就像我们可以选择穿男装或女装，但不会因此变为男人或女人”。（托尔金，《精灵宝钻》，“创世录”）
回到姨妈简和她的农场。1909到1911年在圣安德鲁斯工作期间，简结识了布鲁克斯-史密斯家（Brookes-Smith）的两姐妹，并进一步认识了她们的父母，埃伦（Ellen）和詹姆斯（James）。简和埃伦都是有头脑、有想法的女性，她们一拍即合，决定联合经营农场，选址就定在诺丁汉郊外的盖德灵，毗邻简亡夫墓地所在的万圣教堂（All Hallows Church），如今从诺丁汉市中心坐公交车约半小时就能到。11月的某日，与朋友相约去诺丁汉当代美术馆（Nottingham Contemoprary）看展，我便趁着上午提前出发，先去探访盖德灵。
现在，此处早已和诺丁汉其他的城郊住宅区没什么两样，被英国典型的联排别墅占据。遗憾的是，曾经的农场早已不见踪迹，唯有万圣教堂的尖塔依旧。在1960年停用的盖德灵火车站建筑上，一块蓝牌静静地讲述托尔金和此地的关联：1914年9月，托尔金在姨妈简的盖德灵凤凰农场（Phenix Farm）度假，期间写下了诗歌《暮星埃雅仁德尔的远航》（Éarendel the Evening Star）。这首诗的灵感来自八世纪盎格鲁-撒克逊诗人基涅伍甫（Cynewulf）的《基督之一》（Christ I），其中有这么一句话让托尔金着迷：“最闪亮的天使埃雅仁德尔，向你致敬！”希比教授曾在《托尔金：世纪作家》中详细分析了“埃雅仁德尔”一词为何能激发托尔金的想象力，在那些古代诗篇和故事中，它似乎既有星辰的意象，又与大海有关，且还是希望的征兆。托尔金将这些方面糅合在一起，想象了一位水手，驾船跃入空中，形成了一颗星，给地面上的人带去希望。在故事的发展中，“埃雅仁德尔”演变成了“埃雅仁迪尔”，他的故事成了贯穿中洲第一纪元和第三纪元的重要一环，正如山姆在奇立斯乌苟阶梯上的顿悟：“就说贝伦吧，他永远也想不到他会从桑戈洛锥姆的铁王冠上夺得那颗精灵宝钻……当然啦，那是个很长的故事，中间经历了快乐，然后进入了悲伤，又超越了悲伤——而那颗精灵宝钻传了下来，传到了埃雅仁迪尔手上。天啊，先生，这一点我居然从来都没想到！我们有——你有一些从它那儿来的光，就装在夫人给你的星光水晶瓶里！天啊，这么一想，我们仍然在同一个故事里啊！”（托尔金，《魔戒》，卷四第八章）
盖德灵火车站
火车站外墙上的纪念托尔金蓝牌
盖德灵万圣教堂
对托尔金本人来说，自1914年的这首诗歌开始，直至他生命的终结，大多数创作都在同一个故事里。甚至当人们去研究他的生平和创造，或者由托尔金切入地方历史的叙述，或者利用他的故事来保护历史建筑……这些都似乎让我们也进入到同一个故事之中。在11月的细雨中，我走到了盖德灵火车站跟前。这座建于1874年的红砖火车站如今不起眼地立在一些独栋别墅中间，门前有个小坡，拾阶而上，可以看到窗户都由木板封住，一大块墙皮裸露在外，显然，这里很久未有人使用了。1960年火车线关停后，它一度被用作盖德灵的青年和社区俱乐部，2012年终因不再符合现代建筑安全要求而关闭。虽然外表上看，它有着年久失修的迹象，但并未被当地人忘记。2022年，这块纪念托尔金的蓝牌被挂到外墙上，显然当地社区认识到历史建筑的价值，并懂得如何通过强调相关的文学历史，来保护车站老建筑不被地产开发推平——毕竟凤凰农场早就被拆除，若是老火车站亦不在，这里就没有再能承载那段历史的实体。当地社区还为盖德灵火车站设立了网站，近期，他们开始为保护翻新该建筑筹款，根据网站上发布的规划，翻修后的火车站将成为一个多功能的社区中心。
盖德灵街景，曾经的凤凰农场已成为住宅区
1923年，姨妈简的盖德灵凤凰农场解散，没有记录说明简和埃伦·布鲁克斯-史密斯的合作为何结束，或许是由于埃伦那时已步入花甲之年，想要享受退休生活。简则买下了伍斯特郡的另一处农场，继续她的事业。这个新农场主要建筑历史比盖德灵的凤凰农场更为悠久，可以追溯到1582年。这是一座气派的大宅子，有着都铎式黑色框架，几百年来，转手于不同的贵族或者富家。由于宅子位于乡间道路的尽头，当地人称之为“袋底”。简买下这大宅连同周边土地的时候，它有一个听起来更高级的名字登记在册：多姆斯顿庄园（Dormston Manor），大约是诺曼征服时期获得的法式地名。简将它改回了“袋底农场”。莫顿在他的第二本书《托尔金的袋底洞》里分析，托尔金很可能与简讨论过这名字，并且一定会支持简的决定，毕竟，托尔金素来对诺曼征服时期法语对英语的入侵十分反感，他显然会更偏爱“袋底”这类更接地气、更具英格兰本土特色的地名。姨妈简在袋底农场住了八年，期间托尔金带着自己的孩子们多次拜访。1930年左右，托尔金开始写《霍比特人》，他或许只是下意识地借用了“袋底”这个名字，也有可能初衷是想要选一个自家孩子熟悉的地名。不过根据汤姆·希比教授的分析，将“袋底”这个名字赋予比尔博和弗罗多舒适的霍比特洞府，其中还有一丝讽刺的意味，“托尔金的年代（以及后来）英国社会中有种持续的以法语为贵的势利倾向，市政府当时（现在依然）习惯于用‘cul-de-sac’（袋之底）来标记一条没有出口的路，这当然就是‘袋底’（bag end）的法语直译，然而法国人实际上把这种情况称为‘impasse’（此路不通）……”（希比，《世纪作家》）——在英国街道上，我确实留意到那些死胡同的路标上至今还印着“cul-de-sac”——将做作的“袋之底”变成直白的“袋底”，托尔金也是试图用一种私人的方式扭转法语对英语的持续影响。
作为二级历史保护建筑，袋底农场如今依然坐落在伍斯特郡的农田、草场和树林之间——至少，目前还是如此，但也面临着危机。离它最近的火车站在伍斯特市，从那里可以换乘一天仅有四班的149路公交车，这条线路在伍斯特市和雷迪奇（Redditch）之间运行，其中一个站点离袋底农场两公里多，但至少算是公共交通可达的了。于是5月的一天，我便去寻访现实中的“袋底洞”了——虽然它并不是一个“地底的洞府”。
下了火车，离149路发车有一个多小时，刚好还能顺路参观伍斯特大教堂
公交车开出市区，很快路两边就全都是起伏的绿色田野，这就是托尔金母亲的萨菲尔德家族的故土了，托尔金这个姓氏来自他的父亲，但他曾多次提到，自己更认同萨菲尔德。5月下旬的英格兰乡村正是最好看的时节，大麦刚开始抽穗，油菜花田一片金黄，白色的野芹花也开了。下了公交车要沿着乡道走半小时，路过一片田野时，突然发现有一个标记着“公共步道”（Public Footpath）的不起眼入口，我就动了抄小道的念头。英国的这些田野，大多是私人领地，但为了保证公众的行路权，这些田地或林间会标记出“公共步道”，供人穿行。打开谷歌地图大致看一眼，我推测步道可能是近路，便义无反顾地走了上去。说是步道，其实并没有铺设任何的“路”，只是人们踏出来的小径，但走着走着，就发现大概上了歧途，因为浓密的树篱和一条小河挡在了我和袋底农场之间——看来还是只能回到主路并走到尽头。
“公共步道”不起眼的入口
被人为踩出来的“步道”
前路不通
从水泥乡道转上砂石小路，继续走到头，终于看到了袋底农场的宅子。在网上检索资料时，并没有任何记录提到这座大宅现在的状态，是依然有人居住还是废弃着？沿着路走，从北边进入袋底农场，首先看到的是房子的背面，都铎式黑色木框十分抢眼，红色砖墙上看不到苔藓和杂草，草地修剪得很平整，间或有一些果树，看来是有人居住打理的。想绕到建筑正面，于是从树的间隙进入草坪，虽然从法律意义上说这应当算是擅闯私人领地了。走了没几步，突然见到一位白发的女士撑着拐杖站在屋边晒太阳，身旁一只咖啡色的猫大概感觉到我这个生人的存在，嗖地窜走了。似乎这还是走访托尔金足迹以来第一次有机会与当地人交流，我便开启了间歇性的搭讪模式，向老人那边走过去。打招呼说明来意之后，老人似乎也很乐意有人在这样风和日丽的周末和她聊几句天。她告诉我她叫朱丽娅，在这儿住了20年了。这处农场和宅子是她丈夫的父母于20世纪50年代买下的，如今丈夫已逝，儿子为了照顾她，找了可以远程办公的工作，与她同住在此，不过今天他刚好进城办事。因为上了年纪，朱丽娅并没有自己运作农场，而是把土地承包给一个小型农场公司，现在周围的不少私人农场都是这样运营。在另一边圈起来的草场上有她养的一匹马，看起来比较消瘦，但还挺精神，说是33岁了，对于马来说实属高龄。
通向袋底农场的乡间土路
朱丽娅的马
朱丽娅带我来到建筑正面，这个立面的砖色和建筑式样有些不同，更像是十九世纪常见的风格，石质的门框看起来非常气派。1920年的一张老照片中，托尔金的外祖父约翰·萨菲尔德严肃地站在这个门框下，只是边上白色的方格窗如今换成了黑色，更显庄重。房前也是草坪，五六米开外有一道矮墙，大概分隔了居住区和农场的工作区，墙外还有三幢有着都铎框架的较小建筑，或许是当年农场的工作间，但都年久失修，部分坍塌了，实在让人惋惜。我问朱丽娅这类认定的历史保护建筑是否能得到政府的维修资金，她说英国并没有这样的资助。事实上，拥有历史建筑的私人业主，大多数情况下需要自己筹集维护建筑的经费。虽然像国家彩票遗产基金（National Lottery Heritage Fund）或者英格兰历史遗产保护局（Historic England）之类的机构有一些历史建筑维修基金，但通常只针对大型公共建筑，而私人住宅只能寻求保险公司或者小型慈善机构的帮助。
1920年的老照片，托尔金的外祖父约翰·萨菲尔德在袋底农场
袋底农场
矮墙外面，除了那三幢岌岌可危的房子，放眼望去还是草坪和随意分布的树，有灌木也有七叶树之类的高大乔木，朱丽娅腿脚不便，但她让我自己随意到后面的农场去逛。南边和西边还分别有两处池塘，水边黄水仙叶片挺立，在阳光下通透翠绿。树荫下摆着桌椅，看得出主人家十分享受这样的自然环境。往东走到作为农场边界的小河，往北眺望，可以看到金色的油菜花田。这样宜人的乡村环境确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霍比特人居住的夏尔，但在跟朱丽娅聊天时，她提到过，这片远处的油菜花田就是圆山农场（Roundhill Farm）。一家能源公司不久前提交了一份规划，企图将这里的农田改造成太阳能发电厂，目前规划尚在审批中，而当地居民已经坐不住，成立了反对小组，希望阻止这种“发展”。朱丽娅说，她虽然没有读过《魔戒》和《霍比特人》，但他们这个反对小组都认为这片传言中启发了托尔金的田野是英格兰重要的文学风景，应当得到更好的保护。目前的法律并没有涉及这个方面，以至于很多美丽的文学风景很容易消失在“发展”之下。除了托尔金的“夏尔”，为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带来灵感的多塞特郡乡村也面临同样的威胁，而罗宾汉出没的舍伍德森林（Sherwood Forest）则可能因天然气开采遭到破坏……当然，太阳能电厂对伍斯特乡村可能的危害不仅仅是风貌，这里的农场依然是重要的粮食产区，同时当地人还有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担忧，但这些多少听起来老生常谈，远不如唤起无数人向往的夏尔更能触及公众的情感——打开当地这个反对小组专门建的网站“拯救夏尔”（Save the Shire），首页视频用数字成像模拟了太阳能电厂的建造，看到成片绿色的乡野被黑压压的光伏板取代，我们很难不与山姆从加拉德瑞尔的水镜中看到夏尔遭到破坏时作出一样的反应，恨不得立刻冲到现场去阻止：
山姆突然大喊一声跳开，“我不能待在这里。”他狂乱地说，“我必须回家去。他们在挖袋下路，我家可怜的老头正用手推车推着他那点家当走下小丘。我必须回家去！”（托尔金，《魔戒》，卷二第七章）
小池塘
小池塘边的桌椅
远处的油菜花田可能会被建成太阳能发电厂
在故事中，夏尔的居民或许必须经历一次家园被破坏，才能获得某种意义上的启蒙，了解到自己的田园牧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有人在默默守护。在中洲北部，杜内丹人在荒野中保卫着夏尔及周边地区，他们的首领正是后来继承了刚铎王位的阿拉贡，他在埃尔隆德的会议上这样描述他们的使命：“旅人对我们皱眉，村夫给我们取些轻蔑的外号……但我们不会放弃守护。若单纯的人们得以无忧无惧，他们就会继续单纯下去，而我们必须秘密保护他们这样单纯地过下去。”（托尔金，《魔戒》，卷二第二章）阿拉贡的本意当然是好的，希望这些单纯的居民不用为中洲不太平的大局势忧虑，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他们习得了依赖和无助，以至于当萨茹曼带着复仇的目的用“工业化”来大肆破坏夏尔乡村时，当地人没能及时组织反抗——此时杜内丹人早已追随阿拉贡南下去参加魔戒大战。
读到《魔戒》中托尔金对于阿拉贡的高贵血统和最终登基前后的一系列描述——比如在佩兰诺平野之战后，他的“王者之手乃医者之手”展露了治愈伤者的神迹，使人们得知合法国王已经归来——这种对君主的神圣化处理让很多人认为托尔金的政治观点过于保守，托尔金本人在一封书信中也自承“不是民主派”（托尔金书信第186号），但这句话容易被断章取义，其实后面他接着写道，自己反对的是现代民主制度将原本在上帝面前每个人精神上的平等变得制度化、形式化，因此，托尔金不能简单地被归入现代意义上的“右翼”。在政治上，与他在很多其他方面的观点一样，是看似保守实则有着丰富的层次和内涵，他一方面拥护阿拉贡式明君的威严并看重宗教信仰，同时又在故事中暗示每个人都应当承担守护家乡的责任。在《魔戒》中，阿拉贡确实英勇又高尚，他坚韧地与索隆的黑暗势力斗争，最后不负众望成为了中洲盼望已久的贤主明君，但我们不能忘记，销毁魔戒的并不是阿拉贡本人，而是来自夏尔的“渺小的”霍比特人弗罗多（在山姆的帮助下），他之所以踏上这场看似无望的冒险，不是因为有着阿拉贡那样与身俱来的使命感，而仅仅是想要“拯救夏尔”，即便“过去有些时候 ，我认为这里的居民愚蠢迟钝得无法言表，还觉得来场地震或者恶龙入侵，可能对他们有好处。但我现在不这么觉得了。我觉得，只要夏尔还在，安全又自在，我就会发觉流浪更容易忍受：我会知道，还有那么一个地方，它是稳固的安身立足之地，纵然我自己再也不能立足彼处……我猜我必须独自上路。可是我觉得自己非常渺小，非常无依无靠，以及——绝望。大敌是那么强大可怕”！（托尔金，《魔戒》，卷一第二章）带着对家乡的情感和责任这样的初衷，弗罗多这个小人物最终拯救了中洲。
另外，阿拉贡的加冕也不是故事的结尾，后面还有“夏尔平乱”这个被很多人当作冗余实际却非常必要的章节。众人慢悠悠地踏上回家之路，被赶出欧尔桑克的萨茹曼抢在他们前面去给夏尔“一个教训”。当四个霍比特人和甘道夫一起回到夏尔边界的时候，甘道夫明知情势不妙，却“抛下”他们离去，“我不会去夏尔，你们得自己解决它的问题。你们受的训练，目的就在于此。你们还不明白吗？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的任务已经不再是拨乱反正或帮助他人拨乱反正了。至于你们，我亲爱的朋友，你们不需要帮助。现在你们已经成长起来了，而且成长得委实很了不起，跻身伟人之列，我一点都不再为你们当中任何人担心了”。（托尔金，《魔戒》，卷六第七章）最终为夏尔平乱的不是那些大人物——甘道夫、阿拉贡或者埃尔隆德——而是被四个霍比特人“唤醒”的本地居民。正如梅里的判断，“夏尔的人舒服日子过得太久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只要一根火柴，他们就会点燃成大火的”（托尔金，《魔戒》，卷六第八章），他吹响了来自洛汗的号角，成功地将大家团结起来，他们意识到自己不是无力的，他们可以收拾萨茹曼的恶棍。这个经历暴政又夺回安宁家园的过程，其实也是夏尔居民公民意识的启蒙。
幸运的是，当代的“夏尔居民”——伍斯特郡乡村的当地人，他们没有忘记夏尔平乱的教训，这一次，他们没有眼睁睁看着家园被破坏，而是在这些当代萨茹曼们刚有作乱的苗头时就组织起了反抗。当然，或许有人会认为，太阳能作为一种清洁能源，也是顺应当代环保趋势的产业，但正如袋底农场的朱丽娅所说，城市中有大量楼房屋顶，完全可以用来安装太阳能光伏板，做到保护乡村和清洁能源两者兼得——毕竟，我们没有山姆带回的罗瑞恩的细土，“让一年抵得上二十年”（托尔金，《魔戒》，卷六第九章），能迅速修复被破坏的夏尔，所以当代人更需要警惕那些发展式破坏。在这方面，当代的“夏尔居民”展现了让人赞叹的策略和行动力。直至今日，太阳能发电厂的规划还在审批流程中，这场夏尔保卫战尚未尘埃落定，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当地居民在保护家园方面作出的努力，我想或许这一次，现实和故事不再有分野，“善灾”，即托尔金论述中仙境奇谭里抚慰人心的奇迹般的好的转折，也能出现在我们的当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