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胡人家族，让中国避免了中世纪欧洲的分裂命运
常言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秦始皇灭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在经历了四百多年的统一后，中国进入到了大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几乎在同一时期，统一的罗马帝国也陷入到了分裂的困境。但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分裂后，隋唐帝国完成了中国的第二次统一，开创了隋唐盛世。而西方自罗马帝国崩溃后，就进入到了黑暗的中世纪，从此再也没统一过。为何中国能够在分裂之后还能够再次统一？
小国林立的中世纪欧洲
要想深究隋唐帝国能够开创第二次统一的原因，就必须要上溯至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谷川道雄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正是通过讲述从十六国到北朝的政治演变，为我们揭示隋唐大帝国的起源。
本书的作者谷川道雄是日本京都大学的中国史教授，主要研究的方向是魏晋南北朝史。谷川道雄在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研究的是唐史。但在研究的过程中，他发现唐史中的问题，必须要追溯到魏晋南北朝。为了解决这些难题，他将研究重点转移到了研究魏晋南北朝。经过多年的研究，谷川道雄逐渐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未能走出部落制的五胡国家
西晋灭亡后，中国的北方进入到五胡十六国时期。五胡指的是当时中国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游牧民族。他们在西晋的废墟上陆陆续续建立起了十几个小政权。这些政权乍一看和汉族王朝没什么区别，但它们的内核仍然是游牧民族的部落联盟。所以，这样的政权具有皇权不集中，而宗室掌握兵权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导致了五胡政权存在的时间非常短，往往传位到第三或第四代政权就濒临崩溃。
五胡十六国时空示意图，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政权都非常短命
匈奴人建立的汉赵政权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西晋还没灭亡的时候，匈奴人的杰出首领刘渊就建立了汉政权。后来汉政权改国号为“赵”，历史上又称它为“前赵”，又叫“汉赵”。在汉赵政权中，皇帝是最高统治者，皇帝以下设置有百官。咋看上去与汉人建立的王朝没什么区别。但皇帝下面的各个宗室贵族都手握重兵，而且这些宗室贵族与皇帝之间，并非是简单的君臣关系，而是联盟的关系。
这就导致了一旦皇帝年幼，无法镇住这些宗室，就容易导致宗室之间的互相残杀。汉赵政权的建立在刘渊原本选定长子刘和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刘和即位后不久，便与掌握军权的刘聪、刘裕、刘隆和刘乂四个王发生了冲突。刘氏家族间的矛盾很快演变成了汉赵帝国的内战，最后四王战胜了皇帝刘和，四王当中实力最强的刘聪即位成为汉赵的第三位皇帝。
刘聪去世后，他的继承者刘粲根本镇不住这些手握重兵的藩王和贵族。没多久手握重兵的外戚靳准发动叛乱，汉赵政权再一次陷入到内战当中。一轮一轮的内战严重削弱了汉赵政权的实力，最后汉赵政权在内战中走向了灭亡。
汉赵政权因为内乱走向衰弱，灭掉汉赵的后赵，以及后来的慕容氏建立的几个燕国，在开国君主去世后没多久，国家就陷入严重的内部纷争，最后走向灭亡。可以说皇室内部就互相残杀，是五胡政权短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些宗室贵族能够发动叛乱，主要在于他们依赖游牧民族部落联盟的体制。虽然五胡仿效汉人建立了中央集权式的政权，但其未能完全未能摆脱部落联盟体制，宗室成员依靠着这一体制，掌握了大量的兵权，进而威胁皇权。所以五胡建立的这些政权，往往开国君主一死内部就互相争斗，之后迅速灭亡。因此胡人只有根除掉残存的部落联盟体制，才能让国家长治久安。
拓跋氏成功与统一梦想的破灭
那么是谁终结了五胡国家内乱的循环呢？那就是北魏。
北魏刚刚兴起之时的形势图
北魏是由五胡当中的鲜卑人建立的王朝。北魏建立之初，和之前的五胡十六国一样，保存着部落制度。开国皇帝拓跋珪也知道这一制度的危害。于是在自己的政权稳定后，就开始着手废除部落制度。
拓跋珪的先是解除各个部落首领的统率权，将他们原来大的部落解散成一个个小的部落。然后在都城附近划出一块特别行政区，将这些小部落统一安排在这个特别行政区中。为了方便管理，国家把这些小部落再统一划分成八部，每一部再设置一名八部大夫负责管理。这八部大夫和普通的官员一样，由皇帝任命，对皇帝负责。至于原来部落的首领，国家就赐予他们爵位，好吃好喝地将他们养起来。
当然拓跋珪不仅仅是对本族的部落进行离散，还将这一措施推广到了被北魏征服的其他胡人当中。在北魏征服中原的过程中，每征服一个胡人国家，便将这个国家中最为顽固的部落打散，迁到北魏的都城附近居住。比如在北魏攻克后燕的都城之后，就将居住在此的鲜卑慕容部及周边的一些胡人部落，迁往北魏的都城附近居住。
北魏离散胡人部落的措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首先，北魏的这些宗室没了兵权，无法对皇权构成威胁。北魏的皇帝真正做到了和汉人皇帝一样，大权独揽。这一措施也让北魏皇权传承时，不会引发国内爆发动乱。其次，其他被解散的胡人部落，在失去了原先的部落组织后，开始融入鲜卑族。这样北魏的统治根基就扩大了。
通过离散部落，鲜卑人确立了对华北地区长期的统治
但北魏要想统一全国，还要把汉人纳入自己的统治核心当中。当时北魏的方式，就是由皇帝带头发起一场自上而下的鲜卑人汉化改革，将鲜卑人融入汉人当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孝文帝改革。
但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只是汉化了鲜卑的上层贵族，而鲜卑的下层民众还是过着传统的鲜卑生活。久而久之，这些汉化了的鲜卑人在习惯了汉人的生活后，越来越瞧不起还在北方的同胞。这就导致了鲜卑内部上层与下层严重的分裂。
北魏孝文帝
在孝文帝死后约三十年，留在北方的鲜卑人发动起义。起义虽然被镇压下来了，但北魏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在镇压六镇起义当中崛起的军阀高欢和宇文泰，他们分别掌控了北魏的东半部和西半部。他们的后代在自己父亲控制的地盘上，建立起属于自己家族的北齐和北周。
宇文氏奠定隋唐大一统的基础
北魏分裂出的北齐和北周实力并不平衡。北齐因为占据北魏最为富庶的东部，实力远强于北周。照这样发展下去，北周迟早要被北齐吞并了。当时北齐和北周隔着黄河对峙。每到冬天，北周上上下下就非常紧张。因为他们非常害怕北齐的骑兵趁着黄河结冰大举入侵。
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之后东魏变成了北齐，西魏则变成了北周
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状态，北周的统治者宇文泰思来想去，创立了府兵制。
府兵制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军事经济制度。在实行府兵制以前，北魏实行的是兵农分离的制度，汉人主要负责种地，鲜卑人负责打仗。
实行府兵制后，在西魏统治的范围内，无论是汉人、鲜卑人或者其他民族，只要家里有三个壮年男性，就必须出一个人当兵。当兵的人免去赋税，但必须自己携带武器去参军。要知道，汉人的数量可是鲜卑人的好几倍。招汉人为兵，一下子就让西魏的军队扩充了好几倍。
为了解决士兵的征召、生产和训练问题宇文泰在府兵制当中，还配合设立了一套由中央到地方完整的机构，负责管理这些士兵。
在选择柱国大将军和府兵大将军的人选时，宇文泰也动了很多心思。在六个柱国大将军中，鲜卑人和汉人各占一半。再往下的府兵大将军里，也是既有汉人，也有鲜卑人。为了加强这些汉人和鲜卑人之间的联系，宇文泰还鼓励他们互相通婚。比如柱国大将军的李虎的儿子李昞和府兵大将军杨忠的儿子杨坚，都娶了另外一个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的女儿。这样一来，西魏上层之间，就形成了一个超越民族的政治集团，历史学家称之为关陇集团。
宇文泰，北周王朝的奠基人
中央军政高官是既有鲜卑人，也有汉人。同样军府往下的各个级别的军事长官，也是鲜卑人和汉人各占一半。军队里的普通士兵也是鲜卑人和汉人杂糅在一起。俗话说的，一起扛过枪，一起打过仗，一起流过血，就有了过命的交情。由此鲜卑人和汉人双方民族之间的隔阂与矛盾也逐渐消失。
可以说宇文泰设立的府兵制，将整个社会，上上下下的鲜卑人和汉人都联合了起来。鲜卑人和汉人的联合，也就为后来整个中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到了这里，整个隋唐帝国的雏形已经形成了。谷川道雄在书中将隋唐帝国的形成比喻成造山运动。隋唐帝国就是高耸的山峰，山峰的形成，是多年地壳运动的结果。这场地壳运动的高潮，就是宇文泰制定的府兵制。
凝聚内部成员，才能使自己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其实五胡国家和我们某些的家族企业非常相似。一个家族企业能够在第一、第二代之间迅速发展，但到了第三代，很容易陷入家族内部的争斗漩涡当中，最后导致企业的崩溃。家族企业要想走出“三代”而衰的困境，必须要将企业中非本家族的成员团结起来。
从五胡的分裂到隋唐的大一统，这些胡人君主不断扩大统治基础的过程。其实现代家族企业也可以学习拓跋氏和宇文氏的做法：第一就是像北魏离散部落那样，把企业中的家族势力清除出去，给他们利益，但不让他们插手企业的管理；第二步是学习宇文泰的府兵制，吸引外部优秀的人才，把企业上上下下打造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这样才能让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欧洲的民族（日耳曼人）
日耳曼人
今天说的日耳曼人大家应该很熟悉。让人耳熟能详的就是德国，现在的德国人民都称自己是日耳曼人。还有法国及英国。首先我先说明一下我所说的欧洲民族并非我们国家定义的民族，包括上两期的斯拉夫人和奥斯曼人，这两个民族及今天说的日尔曼人并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群有一定相似性的民族的统称，是当时罗马人称呼北方蛮族的一种方式，那些人并不是一个民族，他们自己也不认为互相有什么关系，就相当于我们古代称呼北方游牧民族为胡人一样，其实胡人也是有很多种的。
日尔曼人是一些语言、文化和习俗相近的民族的总称。这些民族从前2千年到约4世纪生活在欧洲北部和中部。日尔曼人不称自己为日尔曼人。在他们的漫长历史中他们可能也没有将自己看作是同一个民族。民族大迁徙后从日尔曼人中演化出斯堪的纳维亚民族、英格兰人、弗里斯兰人和德国人，后来这些人又演化出荷兰人、瑞士的德意志人、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南非的许多白人。在奥地利也有许多日耳曼人后裔。许多这些新的民族今天都是与其它民族混合而成的。
北方三族
日耳曼人的族群起源，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世纪左右的欧洲青铜时代，当时的古代日耳曼人生活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Scandinavian Peninsula）南部，以及日德兰半岛和今天的德国北部一带。
到了公元前8到6世纪左右的时候，因为某种变故，导致了古日耳曼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南迁。这种变故，有可能是铁器应用带来的生产力发展，也有可能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生活环境变化。这个时期的古日耳曼人，开始向整个欧洲大陆拓展生存空间。古日耳曼文化上渐趋稳定，人口的分布，西边到达了今天的荷兰一带，而东边则到达了波兰的维斯杜拉河（Vistula River）附近。
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古日耳曼人继续向东、南、西三个方向上迁徙，在此期间，古日耳曼语出现分化，以语言特征区分的基本单位的日耳曼部落人群开始形成。到公元前1世纪为止，古日耳曼诸部落的脚步，已经逐渐扩张到了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直到北海，波罗的海沿岸的广大地区。而在这个过程中，古日耳曼人的语言也在发展，逐渐出现了北日耳曼语支，西日耳曼语支，东日耳曼语三大部分。
自公元84年起，罗马帝国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之间修筑了一条东南走向的“界墙”，并在莱茵河沿岸建造了城市。科隆、特里尔、美因兹等城市的起源可追溯到这个时期。此后，日耳曼人和罗马人和平相处近200年。
从公元3世纪起，日耳曼人部落开始结成部落联盟，其中较大的有法兰克、东哥持、西哥特、汪达尔、盎格鲁、萨克森、勃良弟等等。这些部落联盟为日耳曼民族的形成莫定了基础。公元4世纪，日耳曼人由于受到匈奴人和其他外族的驱逐，开始成群结队地涌向南部的西罗马帝国。公元476年，在日耳曼人的大举入侵和帝国境内奴隶起义的双重订击下，两罗马帝国宣告灭亡。日耳曼人在原帝国的领土上建立了许多王国。史称日耳曼人南移或者日耳曼民族大迁陡(Gemanische V?lkerwanderung)。在民族大迁徙的过程中，日耳曼人和罗马人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得到厂发展和加强。日耳曼人向罗马人学到了许多先进的生产和文化知识，并逐渐接受了基督教，开始向文明社会过渡。
法兰克王国
法兰克王国（Frankish Kingdom），是公元481年到843年由日耳曼人的一支法兰克人在西欧建立的封建王国，分为墨洛温王朝（481-751年）和加洛林王朝（751年-843年），加洛林王朝全盛时期称“查理曼帝国”。
法兰克人是日耳曼人中一支强大的部落，3世纪南迁进入高卢（今法国南部）东北，定居于莱茵河下游地区，处于原始氏族部落社会阶段。西罗马帝国开始瓦解时，法兰克人乘机扩展地盘。481 年，克洛维继部落酋长后，开始全力扩张，战胜了匈人，柔然人（阿瓦尔人）和日耳曼部落等法兰克其他势力。486年击溃西罗马帝国在高卢的残余势力，占领高卢地区，建立了墨洛温王朝，以巴黎为都。751年，宫相矮子丕平篡夺王位，开始加洛林王朝的统治。丕平之子查理在位时大规模向外扩张。公元800年查理加冕称帝，成为查理曼帝国。
公元843年根据《凡尔登条约》内部分裂为三部分，即西法兰克王国（843年-987年）、中法兰克王国（843年-855年）和东法兰克王国（843年-911年）三国。855年洛泰尔一世（中法兰克）去世，870年，东西两个法兰克王国在墨尔森正式签订条约，瓜分了中法兰克王国的大部分。这个《墨尔森条约》给中法兰克王国留下的那一小部分，成了现代意大利的雏形；东西两个法兰克王国则分别奠定了德意志和法兰西的国家基础。
罗马帝国
西元376年日耳曼人的一支西哥特人由于遭受匈人的进攻而请求进入罗马境内避难，罗马皇帝瓦伦斯接受西哥特人的请求，同意了他们内迁。而西哥特人的内迁就如同中国的五胡乱华，成为日后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导火索。
由于在内迁之后西哥特人遭到了罗马人的奴役，导致西哥特人起兵反抗罗马人。西元410年西哥特首领阿拉里克率军攻破了罗马城并大肆抢掠而去。六十多年后，476年罗马雇佣兵领袖日耳曼人奥多亚克废黜了西罗马末代皇帝罗慕路斯，西罗马宣告灭亡。
西罗马灭亡之后，日耳曼人在西欧建立了西哥特王国和法兰克王国。其中法兰克王国就是今天德国、法国、意大利的前身。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今天西欧的大部分国家都是日耳曼人建立的。而现在以日耳曼人为主体的国家有：
英国、荷兰、卢森堡、德国、丹麦、奥地利、列支敦士登、瑞典、挪威、冰岛、瑞士、比利时。
这里面德国自认为是日耳曼人的正统，而欧洲大多数王室也都是来自德国。像是英国王室、荷兰皇室、比利时王室、卢森堡王室，以及曾经的罗马尼亚王室、保加利亚王室、希腊王室，都是出自德国。
日耳曼女性
日耳曼男性
日耳曼人普遍身材高大，多金发碧眼，是典型的白种人。今天日耳曼人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除了欧洲国家外，日耳曼人建立的国家还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此外巴西和南非也有许多日耳曼人。
在美国祖籍是英格兰、德国、荷兰、比利时等西欧国家的白人被称作“盎格鲁白人”。
盎格鲁人是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他们于公元5世纪联合萨克逊人入侵英国，形成了现在的英格兰人。由于美国是英格兰清教徒建立的国家，所以美国人就称呼日耳曼国家的白人为“盎格鲁白人”。不过在美国祖籍爱尔兰、苏格兰的白人也被归入“盎格鲁白人”，但实际上他们的祖先是凯尔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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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甘肃发现的两周时期的“胡人”形象
从春秋战国开始，随着列国争霸的进行，列国以华夏自居，以期获取逐鹿中原的正统地位，也和周边的所谓蛮夷戎狄展开了一系列的战争。春秋以前，以华夏自居的列国对非华夏的周边诸族统称之为“戎狄蛮夷”，战国以后，随着这些民族逐渐融入华夏，而在中国北方和北方草原地带发展起来的游牧诸族成为华夏诸国最大的威胁，这些民族被称为“胡”。西汉时期，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将来自于中亚和西亚一带的域外民族也多以“胡”称之。本文也借用这一概念，将在甘肃发现的两周时期的与西方族群有关的形象称之为“胡人”。
一、两周时期甘肃胡人形象的发现
迄今为止，在甘肃境内发现的“胡人”形象有以下几例：
1.人头形铜钩戟。出土于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葬中。高25.5、宽23厘米。直内，人头形銎。人物呈现出深目高鼻的特征，下颌有须，眉毛较粗(图一，1)①。
2.人形铅俑。出土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墓地3号墓墓室西北侧。残高7.3、臂长5.8、壁厚1.4厘米。铅俑呈伸臂行走状，戴尖顶帽，帽尖向前弯曲，两侧有护耳，着交领上衣，左衽，腰系带，脚穿长靴(图一，2)②。
1.白草坡人头形青铜戟銎 2.马家塬M3人形铅俑 3.马家塬M4铜人形俑 4.灵台白草坡1号墓啄戈 5.波斯波利斯百柱大厅地面上的啄戈 6.马家塬M3出土人形铅俑头 7.马家塬M6金人面饰 8.公元前15～14世纪叙利亚出土的镰形剑
3.人形铅俑头。出土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墓地M3墓室中。残高2.9、壁厚1.6厘米。仅存头部，清晰可见头戴尖顶帽，两侧有护耳(图一，6)。
4.铜人形俑。出土于张家川马家塬墓地M4车毂上。高6.4、壁厚1.3厘米。戴尖顶帽，两侧有护耳，着交领短上衣，左衽，双手交于胸前(图一，3)。
5.金人面饰。出土于张家川马家塬墓地M6。共出土有8件。以薄金片捶揲而成，圆眼，眼、鼻和嘴凸起，以褐色颜料绘出下弯的眉毛和上翘的胡须，头戴尖帽(图一，7)③。
6.骨管。甘肃省博物馆征集。骨管口呈马蹄状，装饰有阴线刻的鸟和人物，边缘刻有相对的三角纹。人物呈侧面形象，戴尖顶帽，上身穿长衣，腰束带，下穿裤腿宽肥的灯笼裤，双手持弓，张弓欲射(图二，1)。
以上发现的这些人物形象，头部装饰和帽子可分为五种，第一类为灵台白草坡出土的钩戟上的人物，仅见头部，面部具有欧罗巴人种的特征。第二类是马家塬墓地出土的2件铅俑，头戴浅盔形尖帽，帽顶有向前弯曲的突。第三类是马家塬墓地出土的铜俑，戴较深的尖顶帽。第四类是马家塬墓地出土的金人面饰，头戴浅盔形尖帽。第五类是甘肃省博物馆藏骨管上刻画的人物，帽子高而深，上部的尖锥略弯曲。这些形象除第三类和第四类人物为正面形象，其余皆为侧面形象，上衣均为左衽。
二、灵台白草坡的“胡人”形象与近东
颌下有短须的深目高鼻的侧面人物在波斯波利斯王宫的浮雕中多见，米底人的形象与灵台白草坡2号墓的胡人形象非常接近④(图二，4)。白草坡墓地1号墓出土的管銎啄戈⑤(图一，4)，1号墓出土的镰形剑(图二，5)⑥、三凸钮铃首刀(图二，6)等器物也与中国北方草原以至于欧亚草原中西部、近东地区有关。镰形剑与新亚述国王纳西帕尔二世手中所持的镰形剑相似(图二，2)⑦，俄罗斯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鎏金豹纹铜镰形剑也和灵台白草坡的很相似(图二，3)⑧。镰形剑起源于古代近东，在这一地区有悠久的使用历史，最早大约出现在公元前3000纪左右(图三，1)⑨，在公元前20纪早中期在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多有出土(图三，2、11；图一，8)⑩。管銎啄戈在中国境内出现于商代晚期，在欧亚草原的萨夫罗马特、萨迦文化、萨尔嘎特、巴扎雷克、乌尤克和塔加尔诸文化中均有分布(11)，波斯波利斯宫殿浮雕上向阿赫美尼德帝国进贡的萨迦人贡品中也有啄戈(图三，6)(12)，在波斯波利斯百柱大厅内发现的啄戈也与灵台白草坡出土的很相近(图一，5)(13)。可见有銎啄戈在阿赫美尼德时期的欧亚草原和近东地区仍然是一种被主要使用的武器。
1.甘肃省博物馆藏骨管局部 2.大英博物馆藏纳西帕尔二世像 3.俄罗斯艺术博物馆藏镰形剑 4.波斯波利斯王宫浮雕中的米底贡使形象 5.灵台白草坡1号墓镰形剑 6.灵台白草坡2号墓铃首刀
所有这些证据说明在西周早中期，西周西部的一些方国就与欧亚草原和近东有一定的文化联系，不仅在这些地区经常使用的武器被传入了这一地区，可能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人员交往。
三、尖顶帽与欧亚草原和近东
在近东地区，尤其是叙利亚，戴尖顶帽的人物早在公元前2600～前2300年间就已经出现，在叙利亚古代Mari出土的早王朝时期的一件饰板上雕刻有持大盾牌的士兵保护弓箭手的画面，两人均戴有尖顶帽(14)(图三，3)。出土于今土耳其Kültepe遗址的古亚述时期的印章上，站在神格化国王身后的人物也戴有尖顶帽(15)。出土于塞浦路斯的可能为公元前17世纪、具有叙利亚风格的印章上刻画了戴尖顶帽、有双翼的叙利亚国王形象(16)(图六，3)。
从公元前10世纪末叶起，亚述经过两个多世纪连续不断的征战，建立起了一个横跨西亚北非的新亚述帝国，将两河流域及埃及两大文明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为了彰显自己的功绩和勇武，亚述王们在首都尼尼微(Nineveb)宫殿的浮雕和壁画上刻画了大量战争、狩猎和宴饮的场面，其中有戴各类尖顶帽的士兵和国王。
亚述纳西帕尔二世(Ashburnasirpal Ⅱ884～859BC)时期发现在Nimrud的壁画描绘了其饮酒的场面，画面中就有戴尖顶帽的人物(图四，1)(17)。在表现狩猎和战争场面的浮雕中士兵和戴尖顶帽的国王(图六，1)(18)。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Tiglathpileser Ⅲ 744～727BC)时期表现战争场面的浮雕中士兵所戴的头盔为尖顶，有的尖部向前弯曲(图四，3)(19)。
萨尔贡二世(Sargon Ⅱ726～705BC)时期浮雕中的士兵所戴的尖顶帽形制与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时期基本相同，在尖顶帽上出现了护耳(图四，2)(20)。
在萨尔贡以后的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 704～681BC)(21)(图四，4)和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 668～631BC)时期的狩猎和战争浮雕中的士兵都戴同样的尖顶帽(22)(图六，2)。可见，在新亚述帝国，尖顶帽是士兵的标准装备，这样的形象在他们的浮雕和其他图像中反复出现，数量众多。新亚述时期的士兵所戴尖顶帽有两种，一类呈尖锥形，另一类帽顶部的尖锥向前弯曲。在萨尔贡二世之前的尖顶帽未出现护耳，之后均有护耳。亚述国王所戴的尖顶帽下部为截锥形，帽子上部有突出的尖顶。
1.卢浮宫藏出自伊拉克泰罗丘的浮雕 2.卢浮宫藏公元前18世纪印章上神手中所持的镰形剑 3.叙利亚Deirez-Zor博物馆藏雕刻石板上戴尖顶帽的士兵 4.波斯波利斯宫殿中的浮雕萨迦人形象 5.伊特拉斯坎陶瓶上的西梅里安人形象 6.萨迦进贡者所持的啄戈 7.波斯波利斯Apadana的萨迦进贡者 8.大英博物馆藏出土于高加索的铜像 9.希腊红绘陶瓶上的斯基泰人 10.弗朗西斯科花瓶上的西梅里安人形象 11.芝加哥东方研究所博物馆藏埃及Abydos出土的公元前19世纪的镰形剑 12.安纳尼诺文化的墓碑
亚述帝国统治时期，在巴比伦，默罗达巴拉但(Merodach-baladan 723～711BC)至少两次推翻了亚述在巴比伦的统治，现藏于柏林Staatliche Museen界石上的图像描绘了默罗达巴拉但授予官员土地的情景，他本人头戴尖顶帽，帽后附有长带(图五，1)(23)。新巴比伦帝国最后的国王那波尼德(Nabonidus 556～539BC)的雕像上他所戴王冠也以尖顶帽的形象呈现(图五，2)(24)。
大约在公元前550年，居鲁士二世推翻了米底部落的统治，建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550～330BC)，公元前539年，居鲁士二世征服巴比伦帝国，取得了两河流域的统治权。到大流士时期，波斯帝国的领土扩张到了极限，范围东起印度，西至埃及，北到小亚细亚，并进入现在的东南欧一带。
1.纳西帕尔二世时期的壁画 2.萨尔贡二世时期的浮雕 3.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时期的浮雕 4.辛那赫里布时期的浮雕
在波斯帝国发现的戴尖顶帽的人物形象也有不少，主要发现在波斯波利斯等地宫殿的浮雕上，这些浮雕和亚述帝国时期一样，其中有许多献俘场面和被征服的诸族进贡的场面。出现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图像中的戴尖顶帽的人物基本都不是波斯人，而是以萨迦人为主。在伊朗贝希斯屯(Behisitun)的大流士(520～519BC)纪念碑上献俘的场面中，最后一位就是戴尖顶帽的人物，他的身旁的榜题指明他是戴尖顶帽的萨迦人之王(25)。同样，波斯波利斯(Persipolis)大流士宫殿基座上阿尔塔薛西斯一世(Artaxerxes Ⅰ 359～338BC)雕刻的浮雕上有向阿契美尼德王朝进献贡品的场面，其中也有数组戴尖顶帽的萨迦人在波斯官员的带领下向阿契美尼德国王进贡的场景(图三，4、7)(26)。在大英博物馆所藏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印章上也刻有一位戴冠的波斯王族英雄和一位戴尖顶帽、穿游牧式服装的人战斗的场面，这位戴尖顶帽的人物根据波斯波利斯石刻上的人物形象判断也应该是萨迦人(图六，4)(27)。
公元前8～前7世纪，斯基泰人兴起于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图瓦地区的阿尔赞平原上，之后向西迁徙，越过锡尔河、阿姆河和咸海、里海进入黑海北岸的乌克兰草原。公元前7世纪曾对高加索、小亚细亚、亚美尼亚和亚述帝国大举入侵。公元前625年，斯基泰人侵入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兵锋及埃及边境，和巴比伦联合毁灭了亚述帝国，后受米底人打击退回俄罗斯南部。公元前6世纪末，斯基泰人反对大流士一世并劫掠希腊边境城邦。希腊和波斯的文献中都有关于斯基泰人的文献记录，并留下大量图像资料。
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出土于库尔·欧巴(Kul Oba)的具有斯基泰－希腊风格、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的金罐上有戴尖顶帽、穿交领窄袖上衣、左衽、系腰带、穿长裤和短靴的斯基泰战士形象。所戴尖顶帽尖微向前倾，有护耳(28)(图七，1)。现藏于同一博物馆之中、出土于梭罗卡(Solokha)的斯基泰－希腊风格的金梳子(530～490BC)上亦有戴尖顶帽、手持短剑的斯基泰战士形象，他所戴的尖顶帽帽尖也向前弯曲，帽子边缘上卷，穿窄袖交领上衣，左衽(图七，2)(29)。在乌克兰亚速海北部的别尔江斯科，公元前5世纪末至前4世纪前半的斯基泰墓葬中出土的头冠被复原成类似尖顶风帽的形状，其上以人头形金饰片和金珠组成的三角形纹装饰(图七，3)(30)。另外，根据所出土的遗物，骑马的斯基泰战士的服饰和妇女服饰也被复原成头戴尖顶帽的形状(图八，1)(31)。大英博物馆所藏的高加索地区出土的公元前7～前5世纪铜像也戴有尖顶帽，被推测是当地的神(图三，8)(32)。在这一时期的希腊的黑绘和红绘陶器上也出现了戴尖顶帽的斯基泰人形象，这些斯基泰人一般作为英雄的随从出现，和其他常见的斯基泰人形象一样是弓箭手，这些图像集中在公元前570～前470年之间。有希腊黑绘陶瓶上的斯基泰弓箭手形象(图八，2)(33)，还有希腊红绘陶瓶上的斯基泰战士形象(图三，9)(34)。
1.柏林Staatliche Museen所藏Merodach-baladan界石 2.来自巴比伦的nabonidus的石碑
戴尖顶帽的萨迦人形象除出现在阿赫美尼德王朝的图像中以外，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伊塞克湖附近发掘的一座公元前5～前4世纪的萨迦贵族墓葬中，墓主全身饰以数千片黄金饰片，头戴高耸的尖锥帽，帽子上饰有金饰，身着交领短外套、长裤和长靴(35)。
公元前6世纪以后随着斯基泰文化的传播、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扩张及希波战争等的影响，在塞浦路斯和俄罗斯安纳尼诺文化中也出现了戴尖顶帽的人物形象。塞浦路斯发现的尖顶帽形式多样，有比较标准的尖锥形帽子(图七，4)，也有尖顶上突出的尖部向后弯曲者(图七，5)，还有尖顶头盔顶部以展翅的鸟装饰的(图七，6)(36)。这些形象集中在公元前6世纪，出土地点多在神庙中。安纳尼诺文化中在一块约属于公元前6～前2世纪的墓碑上也刻画有戴尖顶帽的人物，颈部戴项圈，腰系带，腰带上以斯基泰的方式悬挂着短剑和箭囊(图三，12)(37)。
西梅里安人公元前1300年开始生活在高加索北部和亚速海之间，在公元前714年受斯基泰人压迫进入乌拉尔图，后被亚述王萨尔贡二世击败进入安拉托利亚，公元前626～前627年被吕底亚击败，有关西梅里安的记录出现在公元前714年亚述人的记录之中。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西梅里安人的形象中也出现了戴尖顶帽者。在公元前6世纪伊特拉斯坎的陶瓶上描绘有戴尖顶帽的西梅里安人骑马射猎的场景(图三，5)(38)，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佛朗西斯科花瓶上描绘了西梅里安人弯弓射箭的图像，该图像旁的榜题表明他是西梅里安人(图三，10)(39)。
除了这些图像资料和根据衣物复原的尖顶帽之外，在北高加索和乌克兰等地还发现有尖锥形的铜制头盔的实物，在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Stavropol)的科林亚尔墓地(Klin-Yar)三号墓地第186号墓(公元前8世纪末至7世纪初)中出土的尖锥形头盔以铜片捲合而成，接缝处以细铜条缝合，两侧有护耳，下部和护耳周边有两个一组的圆孔成排分布(40)。
从以上的发现可以看出，近东地区早在公元前2600～前2300年之间，叙利亚的士兵形象中就已经出现了尖顶帽，公元前17世纪古亚述时期的尖顶帽仍在使用，但这些图像发现较少。公元前10世纪新亚述王朝建立后，戴尖顶战盔的士兵形象大量出现，国王们也都戴尖顶王冠。其后的新巴比伦王朝的国王同样继承了戴尖顶王冠的传统。阿契美尼德王朝发现的戴尖顶帽的形象主要是萨迦人。在欧亚草原西部尖顶头盔出现在公元前7世纪，公元前6世纪以后在萨迦、斯基泰、西梅里安等游牧民族中流行。在公元前8世纪之前的新亚述王朝浮雕中人物所戴
1.纳西帕尔二世时期的浮雕 2.巴尼拔时期的浮雕 3.塞浦路斯出土的印章 4.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圆筒印章尖顶帽还未见护耳，在公元前8世纪末出现了护耳。在近东地区，尖顶帽主要是作为战盔使用，国王、其他高等级贵族和神像中也有戴尖顶帽的形象。在公元前6世纪欧亚草原西部的游牧民族中除了作为战盔以外，贵族男女也戴尖顶帽。这些游牧民族也被希腊和波斯人描绘成戴尖顶帽的形象，这些形象既是他者对他们的认识，也是他们的自我认同标志。
1.库尔·欧巴出土的斯基泰人金罐 2.梭罗卡出土的斯基泰金梳 3.乌克兰札波罗结州别尔江斯科出土斯基泰妇女帽子 4.塞浦路斯出土的人物雕像 5.塞浦路斯出土的人物雕像 6.塞浦路斯出土的人物雕像
在近东和欧亚草原西部发现的戴尖顶帽的人物形象中，伊塞克墓葬中高耸的尖顶帽和甘肃省博物馆骨管上的尖顶帽形状相近，其余的尖顶帽形制和马家塬墓地出土的人形俑和金人面饰所戴的尖顶帽也极为相像。
四、尖顶帽形象的传播和历史背景
亚述的文献在公元前7世纪首次提到斯基泰，这一时期斯基泰人追击西梅里安人进入了亚述帝国境内，后来，亚述与斯基泰结盟共同对付米底王国。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米底入侵亚述占领亚述首都尼尼微，斯基泰大军解围击败了米底人，最远的时候斯基泰人曾到达了埃及边境。斯基泰人在近东地区停留了长达数百年之久，在伊朗吉维耶(Ziwijie)就发现了属于斯基泰某位首领的宝藏，这里既有典型斯基泰风格的东西，又有许多近东风格的器物。当斯基泰人被打败退出近东之后，在黑海地区斯基泰墓葬中出土的来自小亚细亚的金器证明了斯基泰和近东之间的密切关系。大概斯基泰人正是在和亚述的战争中接受了亚述尖顶战盔的影响。
公元前6世纪中叶，斯基泰人开始在第聂伯河下游和克里米亚半岛扩张，而这时在近东兴起了新兴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大流士一世向北扩张也进入了黑海北岸。希罗多德在著作《历史》中对大流士一世入侵斯基泰有详细的记录。因此在波斯波利斯的宫殿中出现了向阿契美尼德王朝进贡的斯基泰人或萨迦人的形象。
1.斯基泰男性服饰复原图
2.现藏大英博物馆希腊黑绘花瓶上的斯基泰弓箭手
3.M57装饰有珠子的帽子
4.高台地埂坡墓地壁画中戴尖顶帽的人物形象
在阿契美尼德帝国的铭文中提到了三种萨迦的部落联盟，其中有一类是指居住在咸海沿岸的头戴尖帽者，另一类是指海外的萨迦族，意指居住在俄罗斯南部草原的斯基泰人(41)。
服饰作为一个民族族群认同的标志之一，在促进族群的凝聚和共同认知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在欧亚草原西部和近东地区人们族属不同，具有标志身份、地位和族群认同的服饰也多种多样，但尖顶帽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以后的欧亚草原西部出现较多、较普遍，被当做是斯基泰人和萨迦人的标志性服饰。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对斯基泰人的服饰记载道：“萨迦或斯基泰人，身穿长裤，头戴一种高而尖的帽子。……他们事实上是阿米奇·斯基泰人。可是波斯人称他们为萨迦人，因为波斯人称呼所有的斯基泰人为萨迦人。”
公元前8世纪以后，在欧亚草原上发生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同时，中东地区也处于动荡时期，亚述帝国和以后的阿赫美尼德王朝同来自于北方的游牧诸族不断进行战争，因此作为战争工具的头盔和兵器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迅速被来自于北方的斯基泰和萨迦等族接受。
斯基泰文化的影响广泛，作为斯基泰文化三要素的武器、动物纹和马具在欧亚草原广泛传播。在马家塬墓地中我们也发现了相同的现象。虽然马家塬墓地的族属被认为是西戎，但在马家塬墓地中包含的许多的文化因素中，不仅有甘青地区传统的羌戎系文化因素，还有秦文化、楚文化和斯基泰文化因素(42)。在马家塬墓地出土的随葬品中可以见到斯基泰风格的动物纹、植物纹和几何形纹为母题的装饰纹样、具有剪纸艺术风格的动物造型、戴尖顶帽的人物形象和墓主所戴的有珠饰的尖顶帽(图八，3)。马家塬墓地的人体和服饰装饰主要集中在头、胸腹部和足部，人们佩戴复杂的装饰品，在帽子、衣服和鞋子上也都进行极尽所能的装饰。
斯基泰文化和西戎文化的交流不是突然发生的，已有的研究证明，远在公元前2千年左右，甘青地区和南西伯利亚之间就存在着文化交流，安德罗诺沃文化和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因素进入了甘青地区，殷商文化和卡拉苏克文化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文化交流。陕西周原出土的蚌雕人头像也被认为是塞人的形象(43)。这些早期的文化交流虽然没有战国时期的范围那么大，但也为以后的大范围文化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秦穆公霸西戎事件的影响巨大。很可能引起了欧亚草原上游牧民族的一次迁徙活动，月氏和大夏的向西迁徙。由于这次民族迁徙，于是在欧亚草原上出现了一条东西方贸易的商道。控制商遭东段的应该是西戎，控制西段的是斯基泰人(或称塞人)。秦人为了维持统一六国战争的需要，从西戎的手中交换马匹。秦始皇还对从事秦戎之间贸易的戎人商人乌氏倮以封君的待遇，以表彰他在秦戎贸易之中的贡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其事曰：“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十倍其偿。畜至用谷量牛马。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侯朝请。”可见，在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戎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传入巴扎雷克的中国文化因素可能就是通过这条渠道传入的。
欧亚草原游牧化进程的完成，马和马车的大量使用，使得人们的移动更加迅速和便捷，也对各文化之间的交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汉代以前中西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欧亚草原上的文化传播带进行的，阿尔泰正是东西文化传播的节点。欧亚草原既是游牧民族驰骋的疆场，也是文化和技术交流的通道。斯基泰人是现今所知的每200～400年就横扫欧亚草原然后再入侵欧洲的第一波次的游牧民族，其后还有匈奴、突厥、蒙古等民族。
四、结语
尖顶的帽子和战盔起源于近东，尤其是在古亚述和新亚述王朝流行，公元前6世纪中期以后被斯基泰和萨迦等族所接受，并向西传播到俄罗斯安纳尼诺文化中，公元前4世纪通过欧亚草原进入中国。
关于中国“胡人”图像的流变问题，邢义田先生在《古代中国及欧亚文献、图像与考古资料中的“胡人”外貌》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证(44)。大约西周时期在西北地区已经可以见到深目高鼻的“胡人”，但还未出现戴尖顶帽的“胡人”形象。战国以后，经西戎传入的戴尖顶帽的“胡人”形象成为表示西部域外诸族的标志，历经汉唐诸代，这种形象成为笼统化、程式化、格套化表现西方域外各族的范本式图像，在甘肃高台地埂坡墓地壁画墓中的胡人就戴尖顶帽(图八，4)，敦煌佛爷庙湾墓地中唐代墓葬中的胡人也戴尖顶帽。
春秋战国以来，以“披发左衽”作为区别华夏和戎狄的外观标志。从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到战国时期，戎狄逐渐消失加入了华夏化的进程，游牧骑射的胡人代之而起，战国以后的文献不但用“披发左衽”形容游牧民族，而且也扩大应用在周边其他民族的身上。“披发左衽”成为了非华夏的标签。需要强调的是，“披发左衽”主要指华夏周边的诸民族，在战国以后表现中亚、西亚诸族的形象时，尖顶帽成为他们笼统的标志，绝大多数来自于近东、中亚地区的“胡人”都以戴尖顶帽为特征。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林怡娴博士帮助查阅了英文资料，甘肃省博物馆贾建威先生提供了骨管的照片，“中央”研究院邢义田先生提出了修改意见，在此谨致谢意！
来源：《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