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中世纪欧洲的两大传染病，人类吸取了哪些教训？｜草地·专栏
时间带走了疾病本身，但因疾病而产生的人类社会的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却一代代流传下来。反思当下，对未知物多一份敬畏，不妄下论断，如何避免以惨痛的损失换取顿悟，是我们应该由历史案例中吸取的教训。
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曾指出：“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也一定会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1]
这个冬春交替时节，我们正在经历的，就是历史的一部分。现实中，寻找疫病的源头堪比侦探大片，人们在疫病中的感受和表现，也往往自带戏剧化的滤镜，是悲是喜是荒诞还是感动涕零，各不相同。对于历史本身和我们在其中的状态，也许经年之后才能看清楚。
在中世纪后期的欧洲，麻风病与黑死病绝对是疾病史上的两大主角。几个世纪以来，它们对于欧洲的困扰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整个欧洲文明都受到这两种疾病的影响。对照当下，虽然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流行性疫病无法带给我们一个标准答案，但是可以引导我们思考。
救助与屠杀，作为文化符号的麻风病
医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它属于自然科学，但主要研究对象却是人，因此医学天然与社会科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尤其研究流行性疫病，绝不可能脱离开发生疫病的人文和社会历史背景。
西方医学自古希腊罗马时代开始，和哲学就相互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研究疾病与健康的第一本原乃是自然哲学家的任务，因为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都不是无生命事物的属性。”
正因如此，当我们回看发生在12至13世纪欧洲的麻风病时，就会理解：为何在中世纪，它并不单纯被看作是生理上的疾病，而是被看作一个将精神、道德、神学、情感等多种因素包含在内的集合体。有学者直接认为：“麻风病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是确定的……麻风病的这种‘想象的’流行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印象，而是走向了两个极端——罪的惩罚与驱逐，上帝的恩宠与救助。”[2]
在中世纪的语境中，麻风病的一个消极内涵是“因罪而由上帝所降下的惩罚”。法国国王圣路易在谈到自己所犯的罪时，认为自己罪孽深重，用的比喻就是“罪像麻风病一样”[3]。
在麻风病“横行”欧洲的两个世纪中，关于这个疾病的真正病因和治疗方案，没有准确的答案。几百年后，直到1873年，才由挪威科学家阿莫尔？汉森准确地从医学角度定义：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疾病。并进一步分析出：因患者本身抵抗能力的强弱表现出多种不同的症状：有些较为温和，类似结核和肿瘤，外在表现和一些其他的皮肤病较为相像，甚至只表现为口腔生疮；而另一些则相当严重，表现为皮肤溃烂、面部畸形和四肢掉落等恐怖症状。[4]
麻风病可以通过很多途径传染。但是和中世纪以及现代大多数人的印象不同，它的传染性其实并不强。能否传染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受麻风病菌本身的影响，而是受接触者体质影响。大多数人即使经常和麻风病源接触也不会感染，只有一小部分人对此疾病没有免疫力。[5]
麻风病在文化上影响了一大批著名的哲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也有很多相关作品流传于世，在之后的几百年中，仍然作为素材出现在很多艺术作品中。例如法国著名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就研究了麻风病对于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1980年意大利学者贝托？艾柯在《玫瑰的名字》一书中提及了中世纪人们对麻风病的态度。[6]
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对待麻风病最为明确的措施是开办麻风病院。12世纪至13世纪，几乎每个意大利城市的城墙之外都有一座麻风病院，就连位于西欧边缘的小国丹麦也有31座之多。[7]根据巴黎的马修（Matthew of Paris）粗略的估计，在13世纪50年代，整个欧洲有19000座麻风病院，单是法国就有2000座左右，英格兰则超过100座。[8]
由于麻风病外在的恐怖形象和人们对于病因的不了解，对麻风病人的隔离行为充满悲欢离合。恐惧和忧伤之下，大量的麻风病人被送到麻风病院度过余生。
其中，许多编年史家都难以忘记发生在1321年的事件，这是整个麻风病流行的一百多年中，颁布的极为恐怖的国家级残杀法令。当年6月21日法国国王颁布法令规定：所有活着的认罪的麻风病人都将被处以火刑；不认罪的则严刑拷问，一旦认罪，处以火刑；自发认罪的或者严刑逼供后认罪的妇女，除怀孕者外，都处以火刑。有人在著作中描述：“麻风病人在整个法国境内被烧死，因为他们准备毒杀所有人。”圣凯瑟琳修道院的年代纪写道：在整个法国，麻风病人都被囚禁而且被教宗谴责；许多被行刑，侥幸逃脱者被限制在固定的居所之内。[9]值得一提的是，这条极端的法令最初缘起于中下层贫民，当年8月下旬，该法令因国王发布赦免令而终止。[10]
虽然该法令只持续了短短两个多月，但血腥恐怖的氛围则成为普通民众挥之不去的阴影。除了法国，其他国家也发生过针对麻风病人的屠杀事件，不止一个地区还迁怒于犹太人，并对其展开屠杀迫害。当时的人们距离死亡如此之近，很多死亡甚至并非由疾病造成。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曾经说过，把艺术创作的成就与当时社会的自然条件、政治条件联系起来才能揭示其精神，把艺术品与当时社会的时代精神相联系。[11]
“死亡之舞”就是这其中的一类产物，是中世纪十分流行的艺术题材，在油画、壁画、戏剧、音乐等不同领域都有体现。不能完全说“死亡之舞”的出现是因为麻风病的蔓延，但至少麻风病和后来的黑死病等疾病对于“死亡之舞”题材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麻风病肆虐欧洲之前，10世纪之前，欧洲就出现过一个文学题材：“我已准备赴死”或“死亡不可避免”，是用拉丁文写成的诗歌。诗歌只有两行，大致意思是说他们快要死了，死亡不可避免。最后往往是11个将死的人，包括：国王、教皇、主教、骑士、物理学家、逻辑学家、年轻男子、老男人、富人、穷人以及老实人。
有一点死亡警戒的意味。
还有一个流传比较久远，也比较普遍的艺术题材则是“三个已死的国王”或者“三个活人和三个死人”。民间的流传版本比较多，其中之一的大致内容是：三个青年国王外出打猎，在森林里迷路了，并与随从们走散。忽然从树林里走出三具骷髅，说它们不是魔鬼，而是这几个国王的祖先。“我们曾是你们，而我们现在的样子，将是未来的你们，当我还活着的时候，极尽享乐之事。而现在，也因此备受折磨。”国王们的态度从一味想要逃跑，转变为下定决心面对骷髅。骷髅留给国王们最后的训诫是“一定要时刻警惕死亡，以及不忘生命易逝”。希望借此提醒青年国王们不要安于享乐。最终，经过这一惊心动魄的夜晚之后，天亮了，骷髅离开，国王们也顺利返回，并建了一座教堂，把他们的故事记录在教堂的墙上。
中世纪麻风病流行时期，这一主题的绘画作品和手抄本随即涌现，也很快传遍了欧洲各国。
手抄本《三个已死的国王》局部
“死神之舞”继承、综合甚至发展了以上这些艺术题材。有学者也将之称之为“骷髅舞”“死亡舞会”“死神之舞”。由于麻风病本身的特性，除了骷髅经常作为艺术家的描绘对象之外，更多艺术家选择用另外的方式来描绘恐惧和死亡，比如僵尸、怪物或者巫婆。
救助和屠杀，两种面对麻风病截然不同的态度都发生在中世纪，可现实是：麻风病本身却并不是真正现代流行病学上的高传染性疾病。
《死亡之舞》、黑死病与文艺复兴
在欧洲医疗史上，接踵而来的另一个流行性疾病则更加恐怖凶猛，是整个欧洲的巨大浩劫——黑死病。黑死病(The Black Death)是后人对这场瘟疫的称谓。当时的拉丁文文献中多用带有感情色彩的称谓称呼这种疾病—— atra mors(意为“恐怖的死亡”)、pestis atra(意为“恐怖的瘟疫”)等。atra虽然也有“黑色的”意思，但更多的是用来指“恐怖的”“骇人的”。一般认为，将之冠以“黑死病”之名，最早出现于1555年的瑞典文献中——swarta d？den。一般认为，这要归因于斯堪的那维亚语对拉丁语atra的误译。直到1823年，“黑死病（The Black Death）”这一称谓才出现在了英文历史读物的撰述中。[12]
从医学角度，黑死病是一种鼠疫，由鼠疫杆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传染病。主要以老鼠和跳蚤为媒介传播。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叮咬了人，将细菌散布于人体伤口上，然后由伤口侵入血液，导致疾病的产生。根据发病部位不同，鼠疫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出现结节肿的淋巴腺鼠疫，它侵害血液，引起腹股沟腺炎和内出血，由接触传染；二是肺鼠疫，能使肺脏发炎，在数日内使患者丧生，由呼吸可传染，此类瘟疫危害最大，传播最烈；第三种是鼠疫败血症。亲身经历过1348年黑死病的佛罗伦萨作家薄伽丘写下了著名的《十日谈》，其中说道：“浩劫当前，城市里的法纪和圣规几乎荡然无存了，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13]
1348-1350年欧洲首次发生大规模鼠疫，在随后长达3个世纪的时期内，欧洲大陆上的疫情此起彼伏，始终笼罩在死亡的恐怖气氛中。意大利前后发生过9次，死亡人口超过60%；西班牙在1381-1444年间发生4次，差不多40%的人口死亡；法国在1361-1426年发生过6次，仅其中最后一次就夺取了5000巴黎人的生命；1362-1391年英国发生5次，共计丧生超过一半人口；1363-1391年，黑死病席卷德国和波兰，一年之中布雷斯劳就有30000人死亡，克拉科夫有20000人死亡，西里西亚有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居民死去。[14]
据不完全统计，中世纪后期“黑死病”造成整个欧洲超过2500万人口死亡。
“黑死病”之所以在欧洲频繁暴发，医学方面的原因在于其自然疫源性疾病的特点，它在欧洲各地保留了小的疫源带，一旦时机合适，疫病就卷土重来。[15]社会学方面的原因则比较复杂，其中既有当时城市管理脏乱差、医学发展滞后的原因，也有整体社会文化思想意识混乱的原因。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能说明这一点。
黑死病暴发后不久，巴黎医学院的医学教师发表《瘟疫概论》，对正在侵袭巴黎和整个法国的瘟疫发表了集体看法。这部著作用非常理论化和学术化的风格写成，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分析瘟疫的原因，第二部分是预防和治疗措施。根据巴黎医学院教师们的看法，1345年3月20日下午1点，土星、木星和火星的会合导致空气受到污染，最终引发了黑死病。[16]《瘟疫概论》是巴黎大学医学院应法国国王的要求而写的，在当时很具权威性，还被翻译成方言如意大利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当然，几个世纪后的我们知道这个《瘟疫概论》并不可信，既不能解释鼠疫的真正成因，也不能提供有效的治疗措施——可是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一切。
黑死病传播过程中引发了大量的恐慌、谣言和社会动荡。当时人情道德纽带破裂的故事层出不穷，母亲抛弃孩子、妻子被丈夫卖掉、兄弟相残等等；也有一些人出现狂热的宗教行为。社会冲突动荡，人们缺乏信仰，无私与贪婪同在，力量与虚弱并存，浮华与禁欲主义同在，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则不再泾渭分明。
时间带走了疾病本身，但因疾病而产生的人类社会的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却一代代流传下来。比如前文所谈到过的“死亡之舞”这种艺术形式。
从12世纪至16世纪不断有人创作过“死亡之舞”的图像，该图像真正在欧洲流行起来是从小荷尔拜因创作于1524-1526年的系列版画《死亡之舞》开始。该版画总共 41 幅，首次出版于1538年，正是黑死病在欧洲此起彼伏的时期。小荷尔拜因之后，“死亡之舞”作品多数是对他的作品的模仿和复制。
小荷尔拜因像一个剧作家，精心设计了每一幅图的戏剧化场景，使每一个场景中都有一个故事在上演。流行性疫病的发生和传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从潜伏到开始，经过高潮，要么最后结束使人们重回健康，要么令人归于死亡。当时的艺术家们想要描绘它，只能将这个动态的过程定格在某个瞬间。
小荷尔拜因在构造情境时，笔触细腻。比如，他通过人物的服饰、造型来刻画人物的身份、地位；桥段设计不仅注重表现肉体上的死亡，同时也注重表现人的灵魂的死亡。
小汉斯·荷尔拜因《死亡之舞》第十一图《皇后》
在小荷尔拜因的《皇后》这幅图中，皇后胸前佩戴着硕大的珠宝，穿着华美的拖地长裙，雄伟高大的宫殿，都可以衬托人物的高贵，即便如此，在死神到来之时，也难免惊慌失措。
小汉斯·荷尔拜因《死亡之舞》第十八图《法官》
《法官》这幅图中，正经威严的法官端坐在象征权力的靠椅上，但他伸向前面一个装钱的陶罐的手泄露了贪婪，那可能是行贿的过程，可是一切都是徒劳，死神已经在靠近。
小汉斯·荷尔拜因《死亡之舞》第六图《教皇》
《教皇》这幅图同时出现两个死神。其中一个站在人群之中，另外一个从王座后面偷看，对着教皇的脸露出了笑容。这暗指教皇的精神和肉体的死亡。
小荷尔拜因的《死亡之舞》将死亡以一种几近荒诞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无论人们的地位如何，财富如何，是否拥有美貌，在死神面前一律平等，人人都会走到生命的尽头，不管挣扎还是接受。从这个角度解读，小荷尔拜因的《死亡之舞》体现出一种社会批判的意味，也同时含有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念。
小汉斯·荷尔拜因《死亡之舞》第二十七图《占星家》
中世纪末期，这种观念几乎是自然而然在民众中形成的。在黑死病的废墟中，文艺复兴开启了文化上的转型，人文主义、个人主义、世俗主义诞生，文学新潮流不断涌现。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黑死病”带来的社会变革，从某种程度上引发了“文艺复兴”。
教会和宗教信仰本身在面对黑死病时的束手无策，促使普通民众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鼓励私人财富的增长。同时，城市中发展的商品经济提出了对自由、平等的要求。瘟疫减少了很多劳动力，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使得很大一部分人有了土地和工作。由于劳动力奇缺，劳动力价格上涨，物资供应十分充裕，物价降低，很多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英国的编年史说：“劳工们得意洋洋傲慢固执，以致对国王的法令置之不理，如果有人想要雇佣他们，那么就要满足他们的要求，或者是损失自己的果实和庄稼，或者满足他们的极其傲慢贪婪的愿望……”[17]
经济更加多元化，资金的使用更为有效，科技更强大，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社会各个阶层有了新的体验和权利，他们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关于文艺复兴与经济的关系，房龙曾经指出：“如果中产阶级的财产没有迅速增加(以及政治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也不会有文艺复兴……经济上不独立的人，没有爱美和尊重学术的机会……美的爱好者，学术的尊重者，首先要有足够的力量支使旁人，而且要从心所欲。他们在13、14世纪积聚起这种力量，在15、16世纪通过这种力量创造美，并尽情享受这种美给人生带来的乐趣。这一创造美、欣赏美的期间，就叫作文艺复兴时期。”[18]
文艺复兴晚期与巴洛克早期过渡阶段的一幅画，巧妙地表现了当时的各种思想。这是一幅由老勃鲁盖尔绘制，后由小勃鲁盖尔临摹的作品《伯利恒的户口调查》。
勃鲁盖尔《伯利恒的户口调查》
这幅画表现的是《圣经》中记载于《路加福音》的故事：奥古斯都大帝下令对伯利恒进行户口调查。彼时正好玛利亚与约瑟重返约瑟的出生地伯利恒。在户口调查之后，玛利亚在马厩中生下了耶稣。玛利亚和约瑟隐没于一片热闹的乡间生活场景里，在画面下方前景偏右的位置上。约瑟背向观众，扛着手把锯走在前面，甚至没有面容；玛利亚身藏于深蓝色长袍，偏坐在驴子上，形色与常人无差。
勃鲁盖尔《伯利恒的户口调查》局部（玛利亚）
这幅画表面上看上去和一幅普通的、表现冬日乡间生活的画作没什么两样。但仔细考虑，画家笔下的这个场景，是圣子耶稣来临前的时辰。在基督教语境下，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关乎未来和过去，连接黑暗与光明，是拯救与惩罚的开端。
以往相似题材的画作，一定是将《圣经》中的人物作为画面主体来处理，这几乎是一项原则。
拉斐尔《西斯廷圣母》
但是勃鲁盖尔这幅画中，只有民俗画般的全景式构图，没有焦点，也没有特别偏重哪一个人物。如果不了解这幅画的背景，观众们甚至根本分不清哪一个才是主角。玛利亚、约瑟以及尚在玛利亚腹中的圣子，他们的到来是如此静默，无惊无扰，从熙来攘往的日常世界穿行而过。身边的人们仍活在世俗的世界里，耕作、买卖、宰牲、游戏……被户口调查的官兵所欺负。
勃鲁盖尔《伯利恒的户口调查》局部
常人自有着他们的活法、他们的关切、他们的计较、他们的烦恼，而圣子将默默地来临。勃鲁盖尔最高明之处，也许就在于北欧人那种清明冷峻、隔岸观火般的洞识能力，他精准地揭示了那些伟大的行迹在尘世之中真正的位置。尘世的生命是值得肯定的，神明也还在众人中间。它不声不响地汇入了生活之流，模糊了神圣与世俗的界限。[19]
当然，这只是关于这幅画的一种解读。文艺复兴启蒙了人文思想，也允许人们对于艺术产生各自迥异的看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场瘟疫席卷过后，剩下的人都是劫后余生。
对于几百年前发生在欧洲的多次疫病，我们的事后诸葛亮对于当时的经历者并无多大用处。事实上，人性的善恶，古今中外并无区别，是客观环境引导我们走向不同的道路。
反思当下，对未知物多一份敬畏，不妄下论断，如何避免以惨痛的损失换取顿悟，是我们应该由黑死病这一历史案例中吸取的教训。当然，还有一个定律：只有当物质积累达到相当程度、人身财产安全有了保障之后，道德说教才有意义，这也是在不幸的灾难中存在的希望。
1. [美]麦克尼尔著《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台北：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339页。
2. 该段话出自David Marcombe, Leper Knight: The Order of St. Lazarus of Jerusalem in England ,1150-1154,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2003
3. [法]雅克？勒高夫《圣路易》，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901、911页
4. Timothy S. Miller and Rachel Smith－Savage，“Medieval Leprosy Reconsidered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Review,Vol81,No.1/2, 2006, pp.16-28，该书还有更具体的描述：“按一般表现形式为依据，麻风病通常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最常见的一种是结核样型麻风（tuberculoid leprosy），因其病变与结核性肉芽肿相似，故称为结核样麻风。另一种类型是瘤型麻风（lepromatous leprosy），因皮肤病变常隆起于皮肤表面，病灶内有大量的麻风杆菌，传染性强，除侵犯皮肤和神经外，还常侵及鼻黏膜、淋巴结、肝、脾以及睾丸，故称瘤型。除这两种常见的类型之外，还有一种称为界限类麻风（borderline leprosy），患者免疫反应介于瘤型和结核样型之间，病灶中同时有瘤型和结核样型病变，由于不同患者的免疫反应强弱不同，有时病变更偏向结核型或更偏向瘤型。”
5. Carole Rawcliffe，Leprosy in Medieval England ,Rochester: Boydell Press ,2006,p.2
6. [意]翁贝托？艾柯：《玫瑰的名字》，沈粤梅、刘锡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３－８页。虽然翁贝托？艾柯采用小说的方式来表现这份手稿，但是根据作者的考证，阿德索修士确实存在，所以不完全是文学虚构。
7. Stephen R. Ell, “Three Times，three places, three authors, and one perspective on leprosy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m Euro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prosy,No.57,1989,pp.825-833
8. Catholic Encyclopedia，＂Leprosy＂：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09182a.htm，但事实上英国当时的麻风病院远远超过100座，根据东英吉利大学卡萝尔？罗克丽夫教授的估计，从诺曼征服开始到1350年之间，英格兰最少有３００家麻风病院建立，占此期间所建立的医院总数的1/3~1/4。再考虑到大多数的麻风病院规模很小而且存在的时间很短，没有被记录在案，所以实际上麻风病院的数量可能更高。详见卡萝尔.罗克丽夫在格雷斯汉姆学院（Gresham College）的授课讲义：＂The Lost Hospital of London：Leprosaria＂，http://www. gresham. ac. uk/ lectures-and-events/the-lost-hospitals-of-London-leprosaria。
9. Carlo Ginzburg, Ecstasies：Deciphering the Witches’ Sabbath. Harmondsworth: Penguin,1992, pp.33-36
10. 在法国，1118年，佩罗纳的居民请杜埃（Douai）主教兰伯特将麻风病人限制在远离城市的地方。路易七世统治期间（1137－1180年），克莱芒主教谈到该地区的教士和居民把一名富有的患有麻风病的骑士驱逐出去的事情。纳西昂（Nazianzen）的格列高里重复了前人对麻风病人的看法，将他们描述为：“早已死去的人，经常不能发声，有着溃烂的身体，他们失去知觉的四肢从身上腐烂掉落，真是令人心碎和恐惧的痛苦。他们也是别人反感和攻击的目标，经常被从家中、市场中和城镇中驱逐出去，不被允许接近泉水，甚至会被自己的父母迫害。”笔者综合这些资料，判断在当时的欧洲，普通民众对于麻风病人也是排斥甚至是恐惧的，恐惧到采用迫害的手段对待这些病人。
11. [德]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 年），被称为“美术史之父”，主张在整个文化的上下文中研究艺术史，受贝洛里“理念”观念和瓦萨里的生物周期学的影响，著有《古代美术史》（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hums，1764 年）。
12. 参见Francis Gasquet, The Great Pestilence(A. D. 1348— 1349), London: Simpkin Marshall, Hamilton, Kent&CO. Limited, 1893, p. 6.；Philip Ziegle, The Black Death,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69, pp.17— 18.
13. 薄伽丘．《十日谈》．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14. 《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张绪山，东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二期
15. 耿贯一，《流行病学》下册，1980，第 140 页
16. Ole J Benedictow, The Black Death1346-1353:The Complete History New York: The Boydell Press,2004,p.1
17. A.R.迈尔斯:《英国历史文献》,第90页.
18. 房龙《人类的艺术》.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9，第279页
19. 《向死而生的飨宴——观“鲁本斯、凡·戴克与佛兰德斯画派列支敦士登王室收藏展”》青年评论家 萧歌(北京)《光明日报》2014年2月7日第13版
真正的死神：它曾使欧洲丧失两亿多人口，被视为是死亡的代名词
黑死病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中世纪的欧洲曾在它夺命的镰刀下失去了太多的性命。而在考古学家的验证中竟然发现，黑死病并非单纯是由老鼠等啮齿类动物传播到欧洲去的。笼统的称呼黑死病为“鼠疫”似乎变得不那么恰当了。想知道欧洲人是如何应对这场灾难的吗？快来跟着文史君一起瞧瞧吧。
一、令人谈之变色的黑死病
黑死病是鼠疫杆菌在人或畜类身上发作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在临床上多表现出发热、严重毒血症、淋巴结肿大等症状。因人或牲畜病发而身亡后，尸体多呈现皮肤黑肿症状，故得名为“黑死病”。作为历史上最为知名的瘟疫，黑死病在欧洲中世纪的几个世纪里连续收割了无数人的灵魂。从古至今，使人类遭遇苦难的瘟疫与病害不仅仅只有黑死病这一例。像欧洲人带给美洲大陆的天花、曾在热带地区广泛传播的黄热病皆为使人闻风丧胆的存在。
黑死病被视作死神的使者
历时六年之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仅仅使欧洲损失了百分之五的人口。但爆发在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却一共夺去了约8000万至2.2亿条人命。仅1348——1350年三年时间内，黑死病的爆发就使得3千万欧洲人因病丧失生命。这对欧洲人口不得不说是一次不可磨灭的打击。欧洲人至今还谈黑变色，中国人在葬礼上通常身着白服，而欧洲人常用黑袍黑衣。遇到不好的事情或灾难性的日子，也常常用黑色引申为不安或霉运。
死亡使者的形象
我们常常将黑死病视为是欧洲的梦魇，它曾为欧洲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其爆发时间可上溯至13世纪，持续三个世纪的肆虐后才终于有所稳定。据说那时的欧洲人不甚了解病毒传播的途径，有人将其传染源归结为受到了玷污的井水，因为欧洲中世纪市镇的排水系统并没不完善。也有人认为该病毒先是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克里米亚地区，后来被中东地带的商船携带到了欧洲并最终在欧洲大陆扎根并爆发开来。
2013年的秋天，当伦敦市正在实施着一项架设全新的横贯铁路的计划时，挖掘发现了13具用裹尸布紧紧包裹并整齐安放在一起的骨架。考古学家对这些骨架做了十分详细的DNA校验，发现有大部分尸体携带有叶尔森氏菌的痕迹，这种细菌恰恰是黑死病的致死病因。
黑死病爆发的欧洲
英国《每日邮报》发布新闻称：“骨架泄露黑死病之谜，传播瘟疫的是人而非老鼠。”科学家认为腺鼠疫病源在传播到欧洲之时，已经变异为了更加致命、更容易在人际传播的肺鼠疫。因此我们不该将黑死病仅仅加罪于老鼠或其他畜类，向我们传染疾病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本身。
二、中世纪欧洲人应对黑死病的措施
面对黑死病这样的大瘟疫，中世纪的欧洲人首先在基督教共济、共助的思想下积极团结起来，以图应对这场灾难。修道院曾起到了保存医疗知识和施行慈善救助的重要作用。黑死病到来之后，基督教会中附带的一些救助机构迅速成为病人和无家可归者的聚集地。教士们面对这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上帝子民，不单单针对他们的疾病给出自己的救治方案，并且愿意收纳收养这些可怜人们。像《圣经》福音书中耶稣治好麻风病人一样，修道院与他们培养的修士们在模仿耶稣样式的同时为饱受苦难整个社会带来了温暖和阳光。
耶稣在宣扬天国的福音
国王以及政府在黑死病期间曾对修道院的救助活动起到了不小的辅助作用。在英国，正在法国人的土地上挥戈的军人们突然收到过停战收兵的军令，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国内的疫病肆虐。根据1352年的一份王室文献显示，“在瘟疫流行中因为死者甚重，当地的居民悲惨地陷入了贫困之中。 ”为此，国王积极调整了税收政策，根据当地受灾程度分配赋税、调整生产。在英国在人口大量减少的前提下维持基本的劳动和耕作，保证土地不同程度的被利用而不至于荒废，不得不说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黑死病在欧洲的蔓延速率
城市也积极采取了面对黑死病的“战时举措”。乡村共同体或城市自治会不止一次的发布训令，组织市民和村民整饬生活基础设施，净化脏乱的生活环境。集镇中此时布满了大量的因为瘟疫而带来的逃荒流动人口，使得城市的物资供应在本就紧缺的情况下变得更加捉襟见肘。市民委员会还广泛开发了城市周边的土地，在黑死病肆虐的特殊情况下反而加速了城区的拓展。由于每一座城镇都流传着关于死亡的传闻，因此考虑维护社会秩序、帮助居民抗击暴乱也成为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战役。
城区内受到折磨的人民
教会在此时又起到了安抚民众的重要作用。人们在共同面对着两种不一样的死亡，而教会的最大作用便体现在其对死亡的解释权和诠释权。因此教会人士在组织“墓地规划”与实现“灵魂救赎”的两个方面均有着重要的发言权。因为在基督教信仰者的心中，每个人生来便带着原罪。据《圣经》中所言：“罪的工价乃是死”，每一个人都将面对两种死亡，其一是肉体的死亡，其二是灵魂受审判的真正“死亡”。而黑死病的致死，在灵魂受审判的永罚致死面前根本算不得什么。若是黑死病人能够在临终得到教会的安慰和祝福，那便能够为病人与病人的家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勇气。这便是教会对黑死病肆虐的欧洲起到的最大作用。
中世纪基督教的教士们
文史君说：
黑死病以其迅猛的传播势头和极强的传播能力而成为了欧洲人永远难以忘怀的梦魇，然而基督教会对其灾难性后果的遏制和帮助，以及城市与国王对黑死病采取的抵抗措施均为欧洲大陆带来了不一样的变化。欧洲人本身就团结在基督信仰的光环之下，在内心中早已形成了比较强烈的认同感。黑死病的到来沉重地打击了欧洲的经济形态、改组了欧洲的人口分布，从整个人类历史上看都是巨大的灾难。但从历史的客观进程上来看，在疾病的肆虐下，活下来的欧洲人因此更加增强了凝聚力，部分国家的农奴制度和古旧的生产关系也被这一灾难所打破。黑死病之后，欧洲开始了新的经济增长。历史有温情，但很多时候也确实冰冷残酷，大家觉得呢？
参考文献:
李化成：《黑死病期间英国社会的救助与整治》，《经济社会史评论》，2008年第4期
赵立行：《西方学者眼中的黑死病》，《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作者：浩然文史·瓷国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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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7，死神降临：黑死病时代的欧洲
仔细翻看欧洲文明的发展历程，在王侯将相、宗教战争与各种传奇故事的字里行间潜藏着一个隐蔽的魔鬼：瘟疫。无论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雅典瘟疫，还是罗马帝国三世纪危机时代的大瘟疫，在知名度和历史影响方面似乎都难以和席卷整个西欧、反复折磨欧洲人数个世纪的黑死病相提并论。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与瘟疫的斗争从未彻底胜利，瘟疫的爆发在许多时候也成了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比如，许多学者认为雅典的瘟疫导致了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最后失败；罗马帝国时代的瘟疫则促进了基督教的发展，动摇了整个帝国的统治根基。1347年以来爆发的黑死病，更是被视为中世纪晚期社会治理与意识形态走向最终崩溃的重要标志。
黑死病的创伤记忆
《格林童话》本是格林兄弟收集的德意志地区自中世以来的若干民间传说，由于黑死病在欧洲肆虐时间特别长、造成的危害特别大，在民众中形成了创伤性记忆。因此，在《格林童话》中有不少关于瘟疫的故事，其中以《哈梅尔的吹笛人》流传最广。
这个故事说的是，在数百年前，哈梅尔这座小镇曾经遭遇老鼠成灾，正当各家各户无奈准备举家迁移的时候，在路口遇见了一位穿五彩斑斓衣服的少年，腰间别着一把精致独特的笛子。他对镇长说，自己有办法消灭这些老鼠，但需要一大笔酬劳。镇长将信将疑地答应下来，这个少年就抽出笛子吹奏起来。然后人们看到满城的老鼠都跑到了大街上，随着少年的笛声，全部投入镇子旁边的河流中。鼠患一旦解除，镇长却仗着人多势众拒绝支付少年的酬劳，并威胁要对他动武。这个少年只得默默离开，但在某一天夜晚，小镇附近的山上传来了诡异的笛声，各家各户的孩子都往山上跑，无论如何也拦不住。所有的孩子都跟着那个吹笛人消失在了丛林深处，只有一个拄拐的小男孩没有赶上。这个孩子之所以拄拐，在不同版本中有不同解释，最恐怕的版本是说这个孩子曾经救过一个长得像老鼠的人，反而被这个人削掉了脚趾。最后塞翁失马，又得了活命。这个暗黑的故事，背后映射的就是鼠疫所带来的灾难。
1900年出版的《哈梅尔吹笛人》画片
从14世纪到15世纪，欧洲许多的文学作品都是在黑死病的大背景下书写的。我们熟知的《十日谈》，其故事背景就是在佛罗伦萨瘟疫时期。一些贵族少男少女跑到乡下去避难，在自我隔离的百无聊赖之际，讲一些很有内涵的故事互相取乐。《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特别详细的描绘了黑死病的发病过程。其最初的主要症状是流鼻血，其次是在大腿内侧和腋下等地方生出像鸡蛋一样大小的肿块。随着肿块的蔓延，人的身上会出现黑色的斑点，遍布整个手臂和大腿。他感叹说，凡是侥幸生存下来的人，都聚集到安全的房子中，将自己反锁起来，小心翼翼地苟活着。
就黑死病对于欧洲历史的影响来说，如何评价也许都不会过分，英文词中大写的瘟疫“The Plague”就可以直接指代“黑死病”。这一场灾难从14世纪中期开始在欧洲蔓延，使整个西欧世界都陷入到无边无际的死亡气息当中。根据学术界的估算，在大约两百年的时间里，瘟疫屡次侵袭欧洲，几代人都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惧当中。在这段时间里，大约有超过一半的欧洲人口在瘟疫中丧生。随着人口的急剧下降和社会动荡，整个欧洲的治国理政、商业贸易以及日常生产等活动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将欧洲的历史发展推向了未曾预料的方向。
瘟疫起源与应：惩罚、净化与鞭笞者
在古代，由于科学的落后与宗教意识的社会性弥漫，人们完全无法认清这场瘟疫灾难的真正的起因。事实上，直到1894年才由法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耶尔森正式确认了，五百多年前肆虐欧洲的黑死病源于一种特殊的病菌。后来，就以他的姓氏命名为耶尔森氏菌。
显微镜下的耶尔森氏菌
在瘟疫传播过程中，主要是借助跳蚤、老鼠以及其他啮齿类动物，并首先是在动物中蔓延的。在13世纪初期，中亚和黑海沿岸的一些地区就出现了类似疾病。从事皮毛生意的商人和猎人发现，当地的旱獭（土拨鼠）大量死亡，但他们对此并未在意，在野生动物皮毛贩卖过程中，这场动物界的瘟疫开始向人类发起进攻。从热那亚到比萨，鼠疫快速在意大利传播，继而越海进入马赛，然后传播到波尔多。瘟疫又跟着波尔多的红酒贸易越过英吉利海峡。1349年，一些挪威人在海上发现了一艘漂流的航船。船上装满了高级英国羊毛，但船员全都死亡了，他们为这意外之财大喜过望的同时也收获了鼠疫。
瘟疫的迅速蔓延使瘟疫爆发的原因成为一个社会性问题。 在面对这场瘟疫的屠杀时，当时的欧洲人几乎没有任何科学能力来应对这场灾难。他们所能想到的手段，不过是自古以来传承下来的放血疗法或熬制草药，但最为主要的却是以祈祷、悔罪和补赎来祈求天主平息愤怒、收回对人类的惩罚。宗教除了为人们在面对死亡时提供慰藉之外，也试图为这场人间悲剧找到一种解释。
就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文献，最早对黑死病进行解释的似乎是阿格拉蒙特的詹姆斯（James of Agramont）。他在1348年写了一篇小论文，简述了瘟疫在他所知地区的传播经过和瘟疫所到之处的悲惨景象。在他看来，这种疾病根源在于罪人触怒了天主，这种解释也是希伯来—犹太传统宗教的经典解释。在《圣经》当中有大量关于瘟疫的记载，而瘟疫的流行往往被视为来自神的惩罚。比如《旧约·申命记》第二十八章中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得地上灭绝。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痢疾、刀剑、干旱、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在亚伯拉罕传统宗教中，瘟疫的流行是对人类傲慢的一种惩罚，同时也是以瘟疫的形式促使人们认罪并引领人们悔改。
丢勒的版画《天启四骑士》
《圣经·默示录》中的天启四骑士分别是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瘟疫爆发被视为末日即将带来的前兆。马格德堡的康拉德曾经写道，当人类普遍陷入罪恶之中，瘟疫的到来就是神明积聚的愤怒，是对人类罪恶行为的残酷揭发。大多数神学家和布道者们也持有基本类似的看法。他们都认为人类自己的软弱和罪恶使魔鬼获得了侵入人类身体和人类社会的机会，从恶如崩一般地搅乱了整个人类正常生活，并扰动着所有人的心灵。但也有些人从更为积极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认为瘟疫的发生是“净化人类群体、促使人类悔改的必要步骤”。
面临黑死病的蔓延，出现了许多对肉体进行极端惩罚的激进苦修者，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鞭笞者团体。鞭笞者运动在13世纪起源于意大利北部地区，后来逐渐扩展到其他欧洲国家。这个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与古代基督教的苦修传统相契合，但其表现形式却极其暴力血腥。许多参与者相信，他们的行为不仅是对耶稣受鞭打的模仿，也是通过对肉体的惩罚来公开赎罪。除了大量的平信徒参与之外，鞭笞运动中更包括了大量的隐修士。他们的鞭笞活动多以三十三天为一个周期，这个数字正是耶稣基督在人世间生活的年数。早期关于鞭笞者的文献指出，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参与到了这场行动中，甚至许多市政官员和贵族都参与其中，认为正是自己的罪过引发了这场瘟疫。这些人赤着脚从一个城镇游行到另一个城镇，一边挥舞着带铁钉的鞭子游行，一边高唱赞美诗。随着疫情的蔓延，人们对于死亡和末世的恐慌也越发强烈。当时的见证者说，随着这股末日审判即将来临情绪的迅猛扩展，狂热的鞭笞者认为这场赎罪的活动要持续三十三年，直到基督王国的救赎与弥赛亚的最终降临。随着这一运动的发展，更是逐渐产生了反对教士主义、官僚体系和进行社会革命的激进思想。
游行中的鞭笞者
这种在公开场合进行自我鞭笞的运动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恐慌，当时的教宗克雷孟六世不得不在1349年的10月20日发表教宗谕令，治则这些鞭笞者的行为只是“充斥着迷信的徒劳”，认为他们是趁着瘟疫蔓延之际人们的恐慌，以“捏造和虚伪的言辞”来否认教会的权威，挑战教会的权力，甚至直接呼吁世俗政府对这种公共集会式的公开忏悔进行强力干涉。然而，鞭笞者们却对教宗的谕令回答以“不能”、“不明白”，仍旧不断地用带着尖锐铁片的鞭子抽打着自己的身体，以作为悔改的标记。
这种极端的自我肉体惩罚行动背后有着深厚的思想历史渊源和基础。对作为主流的教会来说，瘟疫的惩罚是为了劝人悔改的一种手段，虽然极其残酷但只是暂时的。而对鞭笞者来说，瘟疫的蔓延与在灾难中所见到的苦难景象，使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永恒惩罚与谴责的标记。因此，鞭笞者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免地狱永火的焚烧，他们害怕了，他们恐惧到了极点，他们似乎已经不再相信教会能够成为诺亚方舟带他们脱离苦难。
鞭笞者赤裸上身，进行自我鞭打。
在中世纪的基督徒当中，大多数人都认为瘟疫是圣经中已经预见的事情，是注定的劫难，因此人类对此几乎束手无策。但在巨大灾难降临的时候，人类往往亟需寻找到一个替罪羊以解释他们自己正在遭受的不幸。在这场巨大瘟疫来临之时，他们所找到的替罪羊无疑是一直受到隔离与歧视的犹太人。这些狂热的鞭笞者所到之处，总会对当地的犹太社团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在自我鞭笞的同时，仍然斥责犹太人的罪过。许多地方都怀疑是当地的犹太人团体亡我之心不死，在井水或河流中投毒，认为瘟疫的蔓延就是犹太人一手造成的大阴谋。
医治、隔离与社会重建：教会与政府的应急措施
在黑死病蔓延期间，以天主教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和各个地方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防止疾病的蔓延，虽然其中许多宗教仪式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显得荒诞不经，但在那个时代对稳定人心非常有效。比如，当时英国的主教们要求人们在每周三和周五的补赎日进行集体赤脚游行，要禁食祈祷，在一切空闲时间多念诵《天主经》和《圣母经》。
抄本画中描绘身患黑死病的人
作为社会运行的核心力量，教会在各地设立医院，提供日常医疗服务。14世纪的英国在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可以说走在了各大中古国家的前列，虽然全国只有大约400万人口，却有600多家医院。当然，这些医院主要也是由教会的神父、隐修士和修女们组织起来的救护所，无法提供现代意义上的治疗，更多只是予以基本的照顾和清洁。同时，一些主教也开放自己所辖的教堂，使那些尚未感染的人有避难之所，并接济他们的生活。
在教会医院领受圣事
中世纪时期医学的发展也受到了黑死病的推动。当时的医生数量很少，且多数都不过是纸上谈兵，以萨莱诺为中心的医学研究从12世纪以来就享有盛誉，从1215年前后，医生成为了受到教会认可的行业，并成立了自己的职业行会，却始终未能真正建立起医学治疗的科学体系。因此，民间力量再次凸显。
在教会医院接受治疗
首先是一批带有外科医生色彩的理发师，其次是一批游方郎中色彩的魔术师一样的治疗者。许多知识阶层的人都认为，人体的病症和瘟疫的蔓延与天文现象有关，而疾病的治疗主要采取放血疗法和熬制草药。比如，牛津大学的莫城的杰弗里（Geoffrey de Meaux）专门撰写了《瘟疫的星相学原因》一文，以“根据自己的见解和医学知识，给出恰当的补救方法”。在经过一大通火星、木星、土星汇聚在水瓶座使瘟疫爆发的论证之后，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是尽可能生活在旷野之处、在密闭空间焚烧乳香、少吃动物的肉、多食用蔬菜水果、不要随便洗澡、更要禁绝房事等措施。
在当时由世俗政府所主导的措施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限制人口流动。欧洲许多城镇在瘟疫来临之时紧急订立法律规条，严格限制受感染严重地区的人群向其他地区迁移。在一些海港城市以及商贸要地，政府会专门派遣武装人员进行拦截，甚至对试图逃出疫区的人就地正法。比如在意大利黑死病盛行时期，皮斯托亚要求所有经过重点疫区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或者船只、货物都不允许进入该城。皮斯托亚的居民也不许离开，尤其是不得进入疫区及周边地区，特别是比萨和卢卡等受瘟疫影响最严重的地方。如因紧急要求，必须要进入或经过这些地区的，只有在市政厅获取通行许可才能够出行。
隔离的政策在中世纪时期也非常流行，威尼斯作为港口城市，人员来往复杂，所以最早设立了隔离法。在1348年，威尼斯市政厅为保证当地居民的安全和贸易，所有抵达威尼斯的船只和船员必须在指定地点隔离四十天，确认无事后方可在周边进行交易。威尼斯政府有权禁止任何可疑的船只、货物或个人进入所辖地区。到1403年，威尼斯在纳匝勒的玛丽亚岛上建立了拉撒路医院，这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个隔离医院。
威尼斯的隔离区：建立隔离点拉撒路医院的纳匝勒的玛丽亚岛
1374年，米兰大公也对米兰城中的瘟疫状况做出指令，要求所有受瘟疫感染的人必须离开城市，到指定的森林郊野地区生活，一直等到这些人痊愈，或者，死亡。到1377年，米兰人又将拉古萨指定为隔离区，凡是从“疫区”回来的人都必须在那里生活一个月，经过“阳光与风的净化”后，才可以进入米兰。
世俗政府是瘟疫时期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重建的主要力量，世俗政权面对瘟疫的救助功能首要体现在减免税收上。比如在英国，由于大量劳动力的丧失，使国王和各地领主不得不降低税率，以减轻人口恢复和经济复苏时期的经济负担。其次，世俗政权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在瘟疫时期，许多人出于求生的本能而四处奔逃，很容易造成瘟疫的快速蔓延。在英国和意大利等地，国王与执政官们都禁止人口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迁移。此外，由于城市中的人口聚居使死亡人数众多，导致原来为城市提供粮食的周边农民拒绝进入城市输送粮食，这也需要世俗政权加以协调和武力强制。最后，为了恢复经济，世俗政权也不得不采取强力措施，保障复工和经济稳定。这一点在英国体现得尤其明显。由于黑死病造成了大量劳动力丧失，从某种角度来说促进了欧洲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城镇化”运动。雇佣劳工往往待价而沽，从一地流动到一地以换取更好的劳动待遇。为了限制这些劳工的工资上涨，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在1349年颁布了《劳工法令》，要求所有健康的劳动者必须从事劳动，工钱只能以1346年的支付标准为原则，且劳动契约不得短于6个月。
爱德华三世的大印复制图
但有的时候，死亡也并非人类终极平等的标尺。以英国各个社会阶层为例，教士阶层是死亡率最高的群体，一般统计达到45%。因为他们往往要对受感染者进行终傅圣事，为患病者祈祷，主持各种礼仪活动，因此最容易受到感染而去世。许多修道院的编年史对黑死病时期的记录往往戛然而止，原因无外乎整座隐修院里的人都死光了。一般民众的死亡率也高达40%，尤其是城市人口。因为城镇人口密度较大，卫生条件较差，交叉传染机会增多。相对而言，经济较为富裕的大领主的死亡率则在27%左右，因为他们往往都避难居住在乡下城堡中。
毋庸置疑，旷日持久的瘟疫对于当时欧洲统一的核心支柱天主教会也造成了重大影响。人们看到许多达官显贵、高级教士身染重病，许多大主教、主教、公爵、侯爵在生病及死后尸体迅速腐烂发臭，这都与信众心中的期待大不相同。由于《信经》中宣扬的是“肉身之复活”，腐败发臭的肉身却是深陷地狱的确凿标志。大量教士阶层的死亡使人们开始对教会的神圣力量产生了怀疑，而教会在这个时期里通过葬礼和大赦的买卖，也引发了无数的尖锐批评。随着大量教士的死亡，教会也不得不选择一些未必称职的人填充到教士队伍当中，这也造成了欧洲教士阶层整体质量的迅猛下降。从这个角度来说，黑死病作为无差别的死神，打碎了欧洲中世纪盛期逐渐形成的看似坚不可摧的社会等级堡垒，一切的岁月静好都在死神的咆哮中摇摇欲坠，死亡之舞在欧洲大陆上摇摆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