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石原莞尔没有被定为A级战犯，甚至只是作为“证人”而非“战犯”出席法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设立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条例第六条第一款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第五条第一款中特别规定了“对和平的犯罪”：
对和平的犯罪，即发动或计划，准备，开始，进行宣战或不宣战的侵略战争及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誓约的战争以及参加为达成上述行为的计划及谋划。
这一条是针对那些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的。给套进这一条的日本战犯，就是所谓的“甲级战犯”。
当时被美军抓进巢鸭监狱的涉嫌甲级战犯的有200名，后来被正式起诉的共28名。
但是这里面没有包括石原莞尔。
对于高级军官来说，甲级战犯也是一种“荣誉”，比如佐藤贤了听说自己被指名为甲级战犯时说：“像我这样的小人物也是甲级战犯了？（当时他是第37师团中将师团长）和大将们并列？太喜出望外了，像又晋升了一样。”
而对石原莞尔来说，不是甲级战犯就好象否定了他的一生。
石原莞尔曾任关东军作战参谋，高级参谋，参谋本部作战课长，部长，第16师团师团长，以陆军中将退伍。
他策动了“9.18事变”，策划了伪满，发动起来了日本帝国的战争机器，给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人民带来了三千多万的死亡和无法统计的财产损失。他是开始战争的第一个人，不折不扣的甲级战犯。
为什么不是甲级战犯，连石原莞尔自己都想不通。当时石原莞尔59岁，已经到了膀胱癌晚期，无法自行行走，不能去东京。作为一种变通，东京派了检察官到他住的酒田来听取他的证词，特地在酒田市商工会议所设立了一个“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出差法庭”来听取他的证词。
（1947年4月30日，石原莞尔从家里出来去酒田出差法庭作证）
实际上除了石原的身体情况，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没人知道这位就会说些什么。石原1919年从陆军大学校毕业时原本应该是首席毕业生，但陆大硬是把他从首席降到次席。因为首席有在天皇面前发表御前讲演的荣誉，而谁也不知道这位疯疯癫癫的天才会当着天皇的面说些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出来，为了保险，还是不给他这个首席毕业生的称号，这个对大家都有好处。所以到酒田来听石原的证词也是这个考虑。但是不夸大地说，他的证词会影响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走向，所以各国的记者还是都来了，想记下着历史的一幕，不比在东京的人少。
（石原莞尔当时已经不能行走了，用架子车拖去的）
但石原莞尔的第一句话是：“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就是我石原莞尔，但是这个石原为什么不是战犯？这根本不合逻辑。”
法庭检察团根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好赶紧打断他，提出下一个问题：“听说你和东条意见对立，是这样的吗？”
（石原莞尔在法庭上作证）
这句话说出了为什么石原莞尔没有名列甲级战犯的原因。
“东京审判”是美国人主导的审判，认真说起来，就是麦克阿瑟的审判。抓谁，判谁，怎么判都是按照麦克阿瑟说的办，或者是麦克阿瑟的亲信们琢磨着麦克阿瑟的心思办，和别人没有关系。
麦克阿瑟最恨的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然后是在菲律宾让他下不来的日军将领，再就是残害过英美战俘的人，至于中国的抗战和麦克阿瑟没有关系。
看看1945年9月11日麦克阿瑟公布的第一批要拘捕的战犯名单就知道了：
东条英机、（9.11自杀未遂），东乡茂德、岛田繁太郎、贺屋兴宣、铃木贞一、岸信介、岩村通世、小泉亲彦（9.13自杀）、桥田邦彦（9.14自杀）、井野硕哉、村田省藏、寺岛健。
本间雅晴、上田良武、黑田重德、长浜彰、太田清一、铃木薰二、德田久吉、飞田时雄、长内茂、三浦宗一、竹内宽、佐佐木薰一。
这里面第一行的都是东条英机开战内阁的阁僚，在开战阁议书上签了字的，第二行第二个是开战时打菲律宾的，后面的都是参与迫害英美战俘的。
1945年11月19日公布了第二批战犯名单，不在开战内阁，但对战争有责任的大臣和军部上层将领。
1945年12月2日公布了第三批战犯名单，主要是高级军官和其他的政界财界以及媒体人。
1945年12月6日开始到1946年11月5日中间陆陆续续逮捕的算第四批，主要是高级军官和政界人士。
还有在国外逮捕押回东京来的：像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和武藤章。
说来很气愤也很耻辱，除了第二次指名中的松井石根之外，没有一个是因为在中国的战争犯罪而被战犯指名的。现在网上各种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检察官的传说不少，但是不好意思，那都是胡编的。当时正忙着打内战呐，没工夫管这些，至于法庭上的中国法官和检察官们，相比起苏联的法官和检察官就差的不是一个数量级：没做成一个铁案。宣判书上有关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人数居然会出现10万、20万和30万三个数字都没有发现。
不谈这个了，谈起来窝心。继续讲石原莞尔。
东京国际法庭是以东条划线，石原不在战犯名单上的原因除了美国人对中国抗战不感兴趣之外，还因为他是东条英机的对头。
从日本文化来说，石原和东条的关系不好的主要原因在石原，因为无论如何东条是石原陆军士官学校高四期的前辈，还是他的长官，但从陆军幼年学校开始就一直是学霸的石原看不起考了三次才考上陆大的学渣东条英机。
（石原中佐坐船去中国赴任关东军作战参谋）
石原莞尔自认为是“满洲国的建国之父”，他是为了准备和美国进行“最终战争”而建立这个“满洲国”的，他要把这个“满洲国”建设成为一个能够自给自足，具备完整工业体系的后方基地。可是对东条英机来说，所谓“满洲国”就只是三个汉字而已，在东条英机看来石原莞尔的那一套和赤化言论没什么两样，周围全是一些像地痞流氓样的人，事实上在东条英机当关东军宪兵司令官的时候就已经抓过不少石原莞尔的哥儿们。
（9.18之后，石原莞尔中佐在向本庄繁关东军司令官报告战果）
一次岸信介和东条英机讨论成立农业合作社的问题，石原莞尔也自说自话地来了。岸信介刚刚说完，石原就大大咧咧地作总结了：“不错，就这样定了，那个人是宪兵（指坐在边上的东条英机），他懂什么合作社，就这样就行了”，东条只能苦笑。
甲级战犯大川周明是石原莞尔的同乡，到满洲出差时先来看望石原莞尔，说完话以后顺便问了一句：“东条参谋长的办公室在哪儿？得去和他问个好。
石原莞尔的回答是：“噢，那个东条上等兵啊，就在对面”。
东条心机很深，喜怒不形于色。虽然对石原十分不满，但绝不表露出来。如果不是石原的老朋友板垣征四郎一直在罩着石原莞尔，很可能在全面抗战刚刚爆发的1938年就会把石原解除现役了。但在东条当上陆军大臣之后，板垣征四郎也罩不住了，1941年3月，第16师团长石原莞尔中将被编入预备役。
因为石原莞尔和东条的关系，而且因为这层关系石原没有参加太平洋战争，至于石原在中国干了些什么和麦克阿瑟没有关系，所以石原没有受到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其实原因很简单，石原莞尔自吹自擂而已，他算不上什么重要任务。
石原莞尔其实一生都是幕僚、参谋之类，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谋士。
他自己基本没有权力，只有献策的能力。
但他献策是献策，前提是掌握权力的人要采纳才行。如果不采纳，他的计策就狗屁不是。
石原莞尔自视很高，嚣张跋扈，其实他在日本军界没什么地位，无足轻重。
石原莞尔一生自认为最大的贡献，就是918事变。
但在918事变中，石原莞尔仍然只是提议者、献策者，区区一个中佐而已。他们的背后其实仍然是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许多核心人物。不然，就靠他和板垣征四郎这2个人，能搞出这么大的事情？
当时日本内阁是反战的，内阁首相若槻礼次郎却意外得到了消息，迫使陆军大臣南次郎赶紧派人出面弹压关东军，以免惹出乱子。
但其实南次郎就是知情者和支持者，他派出去制止事变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次长建川美次，更是918事变的参与者，根本不予组织。这才导致没有拦阻住918事变。
所以，石原莞尔在918事变中也算不上核心人物。
之后77事变爆发，石原莞尔不识时务的反对全面侵华，惹恼了当权派。由此，他失去了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职务，成为东条英机副手之一，后来又和东条英机闹翻，彻底失去所有地位。
所以，石原莞尔只有一些虚名而已，实际上无足轻重，自然不会是甲级战犯。
其实和黑社会一样，当街砍人、耀武扬威的都是小喽啰，躲在背后操纵的才是老大。
石原莞尔充其量也就是比较有名气的小喽啰而已。
二战日本宣布投降以后,以美国为首的战胜国在日本东京成立了远东军事审判厅，目的就是为了惩罚日本战犯，随后日本的一些战犯被处以绞刑。
比如东条英机、板桓征四郎、土肥圆、庄本繁等人被认定是A级战犯先后被绞死。
（东条英机）
讲真这四人是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比如板桓征四郎、土肥圆、庄本繁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东条英机是七·七事变的主谋。这几个人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被绞死死有余辜。
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同样作为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时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后来的日本陆军中将石原莞尔却没被认定为A级战犯，只是作为证人出庭指证板桓征四郎的罪行，石原莞尔为什么没受到任何惩罚呢？
石原莞尔之所以能逃过惩罚是美国驻日总司令麦克阿瑟一手造成的，麦克阿瑟帮助石原莞尔脱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石原莞尔是日本陆军学校毕业的一位高材生，其军事理论和作战能力十分出色。在1931年期间，石原莞尔出任关东军作战主任，他是制造九一八事变的主谋，当时他和关东军作战参谋板桓征四郎臭味相投，二人很快成了好朋友。
（板桓征四郎）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关东军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东三省，东三省彻底沦陷。
到了1932年3月，以板桓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圆等军人为首成立了伪满洲国，末代皇帝溥仪出任伪满洲国皇帝，伪满洲国成了日本的傀儡政权。
事后石原莞尔声称关东军不是侵略中国，而是帮助溥仪复辟。
石原莞尔有着不同于其他军国主义狂热的头脑，他有冷静深远的思考。他制造九·一八事变，最初的目的就是成立傀儡政权，一方面为日本掠夺物资，第二以东北为根据地，向西可以控制中国，向北可以控制苏联。同时他认为按当时的日本经济情况和实力来说，日本还没有能力占领全中国。全面侵华要从长计议。
由于石原莞尔策划成立了伪满洲国，被关东军称为“满洲国之父”，随后石原莞尔成了日本军人崇拜的偶像，一些驻日军官纷纷效仿。
（石原莞尔）
此时作为陆军最高长官的东条英机不甘人后，阴谋发动个指挥了七·七事变，东条英机声称三个月内占领全中国。
这时石原莞尔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侵略中国时机不成熟，但急于求成有所表现东条英机怎会听他的建议，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日本掀起了全面侵华的战争。
从战后的结果来看，石原莞尔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虽然推进的很顺利，别说三个月，三年后日军也没有完全占领全中国，反而陷入了中国抗日汪洋大海中，假如当时接受石石原莞尔的建议，也许中国抗日还要更艰难。
由于石原莞尔和东条英机的政见始终不合，石原莞尔从心里看不起东条英机，表现出对他的不尊重，东条英机城府很深，喜怒不形于色。只是等待机会报复石原莞尔。
到了1941年，东条英机从陆相上位成了日本首相，为了报复，石原莞尔被东条英机解职，把他编制到了预备役部队，石原莞尔失去了前线指挥权。
（麦克阿瑟）
当年，东条英机制造了“偷袭珍珠港”事件，日本出动飞机炸毁了美国驻太平洋舰队，随后美国加入二战。
当时石原莞尔被解职，所以没有参加偷袭珍珠港事件。这也成了他没有被认定a级战犯的原因之一。
在东京审判时，石原莞尔为了推脱罪责，向美驻日总司令麦克阿瑟写了一封求援信，大概意思说自己只是一个文职参谋，没有具体参与战事，还说自己一直反对侵略中国，是爱好和平的人。
凭心而说，石原莞尔确实反对东条英机全面侵华，不是他爱好和平，而是基于日本利益的考虑，反正当时侵华是为了以后有条件时侵华，是阴险的计谋。
石原莞尔鳄鱼的眼泪是多么的虚伪，麦克阿瑟决定帮助他脱罪。
为了让石原莞尔出庭指证板桓征四郎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主谋，考虑到石原莞尔没有对美国造成多大的损失。
麦克阿瑟出发点是基于美国利益考虑，至于石原莞尔对中国造成了多大损失不在麦克阿瑟考虑之列，东北沦陷造成东北百姓死了多少也不在麦克阿瑟考虑范围内，东京审判本来就是以美国为首西方列强所左右，中国的利益屡次受损，但国弱有什么办法呢？
就这样石原莞尔没有被认定为a级战犯，最终逃过了一劫。
文/秉烛读春秋
杨玄感明明是贵族，为何要反隋？
杨玄感是隋朝开国名将杨素之子，因父亲功勋，隋朝廷亦是多有重用。
按理说，杨玄感一家世代受皇恩，理应报答效忠隋朝皇帝才对，怎么就也如“六十四路烟尘”一般反抗隋朝廷，妄图夺取天下呢？
杨玄感其实是和隋朝皇室一样同为弘农杨氏，都是当时有名的望族之后。
杨玄感的父亲杨素在北周时期已经被朝廷重用，尤其是北周最有作为的皇帝北周武帝宇文邕对其颇有好感。
拜素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渐见礼遇。帝命素为诏书，下笔立成，词义兼美。帝嘉之，顾谓素曰：“善自勉之，勿忧不富贵。”--《隋书》
但不幸，北周武帝宇文邕天不假年，英年早逝，而其所立太子宇文赟却是个纵欲酒色，嬉游无度之君，在位仅仅一年就驾崩，以至于北周大好的江山落到杨坚手上。
如若北周武帝能够多活几年，杨素会更加的权势日盛，说不定还是能够和杨坚一较高下。
在隋朝建立后，杨素曾和老婆郑氏吵架，说到自己如果当皇帝，不会封郑氏为皇后。
虽然，这可能吵架戏言，但有可能杨素就是有这样的想法，才会说出来，以至于被郑氏上奏到隋文帝处。
其妻郑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为皇后。”郑氏奏之，由是坐免。--《隋书》
犹如后世之五代将领篡位为帝一般，十六国时期其实也是如此，北周夺西魏，隋朝夺北周，皆是权臣夺取天下。
杨玄感的父亲杨素，为隋朝立下很多功绩本是有可能成为权臣的，但被猜忌。
素虽有建立之策及平杨谅功，然特为帝所猜忌，外示殊礼，内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丧，因改封于楚。--《隋书》
之后杨玄感继承杨素的爵位，亦是因为父亲的缘故，声名过盛，朝野百官多为其父之将吏，也被猜忌。
另外一方面，隋朝在隋文帝治理下的盛世局面，因为隋炀帝杨广好大喜功的折腾，导致天下大乱，烽烟四起，天下陆续成割据局面。
而杨家有声名于天下，掌握朝廷要枢的多为杨素门生故吏。杨玄感本人也因爱好文学，四海之名士多愿意归附在他身边。
因此在这样的局面下，杨玄感决定不再为失去民心的隋炀帝效忠，而是准备谋夺天下。
性虽骄倨，而爱重文学，四海知名之士多趋其门。自以累世尊显，有盛名于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将吏，复见朝纲渐紊，帝又猜忌日甚，内不自安，遂与诸弟潜谋废帝，立秦王浩。--《隋书》
另外，题主所说杨玄感身为贵族，为什么要反隋，其实历史上除了如汉朝之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明太祖朱元璋已经元清两朝之外，大多都是以“贵族”的身份夺取他人天下的。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
和杨玄感同时代的人物，代隋为帝，剿灭天下割据唐高祖李渊，亦是出自贵族。
李渊之祖上是西魏八柱国之一，而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是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而且两家为姻亲，隋炀帝和李渊是两表兄弟，这样的家世可谓是贵族之中的贵族。
皇祖讳虎，后魏左仆射，封陇西郡公，与周文帝及太保李弼、大司马独孤信等以功参佐命，当时称为“八柱国家”。--《新唐书》
但李渊还是反隋了，并且夺取了天下。
再如夺取曹魏天下的司马家亦是世家大族，在陈寅恪先生的分下研究下，认为司马氏最终能够篡魏为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司马家乃是望族大家得到了儒家士族广泛的支持。
而且司马懿曾还因曹家出身不好，称为“赘阉遗丑”，拒绝曹操授予的官职。
魏武帝为司空，闻而辟之，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坚卧不动。--《晋书》
但“真香”定律自古皆然，司马懿最终还是成为曹魏之臣，最终司马家夺了曹家天下。
又后世之大宋朝开国之君宋太祖赵匡胤，也是受到后周世宗的重用，在夺位之前，赵匡胤已是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不还是欺负孤儿寡母夺取了后周天下。
因而，我认为题主大可不必为这样的现象而感到奇怪，历史上的大多数通过禅让登基的皇帝或者是权臣都曾为贵族，但面对皇位的诱惑，这谁能顶得住。
从史书的记载，他们有着冠名堂皇的理由，或是被迫无奈之举，或是天命应之。
不过那些成功篡位的皇帝，他们的贵族身份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他们的帝位。
也因此，历史上才仅有汉高祖和明太祖两位皇帝是从布衣成为皇帝的，被称为“得国最正”。
匹夫起事，无凭借威炳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自始皇以来，得国正者，唯汉与明”---孟森《明史讲义》
以上就是我的拙见，欢迎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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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身处在权力旋涡中的人越希望向中央的权利中心靠近，也许正是因为杨玄感的贵族身份才让他对于皇权没有神秘感，越想去争夺最高权力。再加上隋炀帝本身刚愎自用暴戾多疑，国家日渐倾颓，所以杨玄感才有此念头。
杨玄感严格来说是权臣之后，并非外戚。他的父亲杨素虽然与隋朝皇帝同姓，但是并无血缘关系。杨素的父亲杨敷，为北周汾州刺史，只是一位中级官吏。杨素小时候穷困失意，不拘小节，但有远大的志向。他的地位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创造得来的。而正如同清朝末年醇亲王临终时留下的治家格言：“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儿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财也小，产也小，后来儿孙祸也小，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许小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
这句话用来说杨玄感是恰如其分的，也许正是优渥的生活环境让他对于更高的权力充满了兴趣。如史书所载：“四海知名之士多趋其门。自以累世尊显，有盛名于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将吏，复见朝纲渐紊，帝又猜忌日甚，内不自安，遂与诸弟潜谋废帝，立秦王浩”。这是这样的背景和家世才最终让杨玄感走上了反叛之路。
杨玄感是隋朝开国功勋杨素之子。从小就勤奋好学。文武全能。官至吏部尚书。其人品端庄。很得时人的尊敬。杨玄感是隋朝时期第一位反对杨广统治的贵族领袖。他比李渊起兵还要早四年。隋大业九年（613年）隋汤帝杨广劳民伤财第二次亲征讨伐高丽。命令杨玄感负责后勤督运粮草。杨玄感看到杨广随军在辽东前线。而后方兵力空虚。于是扣留运往前线的粮草。并召集自己的亲信，步下造兵器。征兵丁。又贼喊抓贼谎称出兵辽东的水军总督管来护儿谋反。召集各地军队为己所用。并占领黎阳正式起兵反隋。当时前来投奔杨玄感的李密为他献上了上中下三个相应策略。上策是截断杨广在辽东的粮道和归路。中策是向西夺取关中，凭险固守，下策是向东夺取东都洛阳。杨玄感为了急于求成弯路超车走捷径。采取了下策。想直取洛阳，在进功洛阳的沿途都遭到了很大的抵抗和阻挠。但他的军队士气高昂，作战勇猛。还是打到了洛阳城下。但洛阳城固若金汤久攻不下。杨广在得知杨玄感谋反后迅速将征战高丽的隋军主力回撤。围住了杨玄感的军队，杨玄感腹背受敌被迫西撤。最后以失败而告终。(隋炀帝)。隋唐帝杨广统治期间国家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各地农民起义不断。杨玄感结局虽然悲壮，但他的气节是值得肯定的。他不畏皇权，敢于抗争，他起兵反隋客观上援助了高丽的抗隋斗争。使杨广侵略高丽的战争遭到失败。杨玄感虽然出身于大贵族家庭。但他对隋朝腐败政治的认识和揭露程度已超出了他的阶级局限性。推动了隋末农民起义向广度和高度发展。加快了隋朝的灭亡速度。
抗倭名将戚继光，生前战功赫赫，死后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
天皇皇,地皇皇,莫惊我家小儿郎,倭寇来,不要慌,我有戚爷会抵挡。"这是一首在我国东南沿海带广为流传的民谣,歌词中的“戚爷”指的就是明代抗倭名将、民族英雄戚继光。戚家军威震敌胆，很快扫平了东南沿海的倭寇。
戚继光平倭之后调任蓟州总兵，在他督师蓟辽之前，这里是饱受蒙古骑兵袭击的重灾区，明政府１７年间，撤换了１０员大将，还增设昌平镇，派大将镇守，以便和蓟州遥相呼应，形成战略掎角之势，但依然于事无补。直到戚继光上任，这种局面才根本改变。结果戚继光在蓟州总兵的位置上一干就是16年，这16年，是他人生最为得意的16年，也是他的靠山加搭档张居正最为得势的16年，张居正不仅前后委派戚继光的好友谭纶、自己的得意弟子刘应节、梁梦龙先后和他搭班子，还把一切不听从戚继光管教的官员全部调走，使得戚继光得以安心军务，尽心为国效命。
这固然是张居正知人善用的原因，但戚继光能够跟历任文官老大相处和谐，他的交际手腕可见一斑。在一个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里，军人和文官要并驾齐驱是绝对办不到的。要知道明朝文官地位在武将之上，所以两者的关系一般都是极其紧张的，正所谓“文视武如奴婢，武视文如寇仇”。所以从这十六年的相安无事中，也可以看出来与其说是张居正罩着戚继光，倒不如说戚继光熟谙为官之道，八面玲珑，四处逢迎，才使得自己的才干不至于在官场争斗中内耗掉。戚继光值得我们钦佩的是他把八面玲珑的为官之道，用在保卫国家和守护边疆的事业上，而不是用在为自己谋取私利。经过戚继光的苦心经营，长城内外稳如磐石，边塞一片太平景象，京城的安全得到保证。他被加官“太子太保”，后又加官“少保”。这是明朝武将的最高荣誉，后世的“戚少保”称谓就是由此而来。
戚继光在征在之余用自己毕生的经验与心血写成了《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这两本书近四十万字，主要内容包括练兵、练卒、练将三大部分。这两部奇书在20多年后的朝鲜战场上对李如松战胜丰臣秀吉手下的虎狼之兵帮助极大，不仅如此，特别是其超强的操作性和实用性，对后世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中国以外，朝鲜奉为国宝，日本一印再印，至今在军事界依然有众多专家在专研其中所蕴含的戚继光带兵之道。
戚继光不仅是一个著名的军事将领，还是一位诗人。他一共写了两百多首诗。"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是其中的名句，诗言志，这些诗体现了他不为追求个人名利，上报天子、下救黔首的爱国情怀。
但是，戚继光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坠入了寂寞和凄凉。张居正死后的七个月，他被调任广东总兵。万历十年（1582），明政府以一种让人莫名其妙理由将戚继光调到了广东。这时的广东，倭患早除，局势平静，虽然养兵数万，其实只需要几千兵力就足以维持局面。让曾经防守两千里边境线、统率十几万大军的戚继光到这里来，实在是糟践人才。所以，戚继光心情之坏可想而知。由于这些原因，到广东之后不久，戚继光就上书请求引退，但未被批准。万历十三年（1585）春，戚继光旧病复发，便再次上书求退，朝中有人竟然据此对他进行弹劾。不过，明政府到底还是批准了他的请求。 这年冬天，戚继光怀着一种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心情，回到了自己的故乡登州。从此，他虽然过着安居林下的闲适生活，但却无法忘怀昔日的事业和塞上的朋友。百无聊赖之际，他只好用修庙、教子、整理函牍和捐款修葺蓬莱阁等琐事，来排遣自己的寂寞。 万历十五年（1587）冬，戚继光突然发病。由于病情很急很重，他一躺下就不省人事。家里人求他嘱托后事，他竟一句话也没能说出来。
在戚继光死去之前，他的妻子已经遗弃了他。据说是因为他偷偷取了三个妾，生了五个儿子。可是直到他的儿子长大成人，他泼悍的夫人王氏竟不知将门有子，后来王氏听说此事抽了一把刀，要杀戚继光，虽然没有杀成，后来王氏还是携带家产回了娘家，休夫而去。
鸡叫三遍天色将明时，这位转战南北、出生入死、为国家为民族建立了不朽功勋的一代将星，就这样在孤独寂寞中与世长辞了，终年才59岁。
哈哈，谢邀！
戚继光主要贡献在抗倭。但是他晚年时是在万历皇帝时期，表面上国家风风光光的，其实早就已经病了。最最重要的是，戚继光和张居正关系很铁，所以在万历朝打击张居正时，就顺带的把戚继光的功绩都给抹消了。
戚继光，一代名将，一生在东南的浙闽，北方的蓟州，都留下了诸多传奇事迹，抗击倭寇，抵御蒙古，可谓是大明朝得以延续的栋梁支柱。但就是这样一位功勋赫赫的良将，结局却无比悲惨。戚继光晚年，接连遭遇了弹劾，官职被一贬再贬，最终被彻底罢免职务，凄惨死于故乡，享年不到六十。
戚继光一生的兴衰荣辱，和当时明朝的一位名臣休戚相关，此人就是一代改革者——张居正。
明朝与宋朝一样，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在明朝，武将实际上没有太大权力，在军队中往往受到作为文官的监军的节制；在朝堂上，武将的话语权也从来不被文官所重视。如果一位武将想要实现自己的抱负，那么他便不得不依附于朝中的重臣。戚继光所依靠的这位重臣，便是张居正。
戚继光在和张居正接上线之时，张居正尚不是大明朝的内阁首辅，而仅仅是内阁成员之一。但大人物，必然有异于常人的地方，戚继光作为大人物，他深知这一点，他没有选择当时权倾一时的首辅徐玠——也许徐玠根本看不上他，也没有选择作为最大潜力股的高拱，而是选择了张居正。在张居正的支持下，戚继光在东南的抗倭事业可以说是顺风顺水，不再遭到任何人的掣肘，这是戚继光腾飞的开始。
张居正取得内阁首辅之位后，更是对戚继光委以重任。当时张居正锐意推行改革，自然是需要一定的军事力量的支持，于是张居正派遣自己的亲信李成梁，戚继光，谭纶等人镇守于明朝的宣大蓟辽等边境重镇，他本人坐镇中央，如此一来，整个大明朝的局势，便都处在张阁老的掌控之中。
戚继光虽然说因为张居正的关系，调往蓟州重镇镇守，且在张居正面前毕恭毕敬，自称张居正门下小狗，但他在蓟州，的确多次击败蒙古人的来犯，保卫了大明朝的安危，可以说是真正的劳苦功高。戚继光此时在军队中，不再需要接受文官的掣肘，在军队中可以说是一言九鼎，这也是他一生中仕途最为辉煌的时刻。
但，正所谓欧阳修所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高峰与低谷，往往能在电光石火之间发生转换。
万历十年，权倾朝野的张居正因病去世。
张居正的倒塌，以及万历皇帝对张居正死后的态度，也预示了戚继光的结局。万历在张居正死后，立即下令，对张居正抄家，流放其后人，推翻张居正改革的一切措施，对被认为是张居正党羽之人，一律严加惩处，彻底清算。自然而然，戚继光成为了最大的目标之一。
万历十年（1582年），朝廷里内阁首辅张居正病逝，给事中张鼎思趁机上言戚继光不应该放在北方，于是戚继光被朝廷调往广东。
万历十三年（1585年），给事中张希皋再次弹劾戚继光，戚继光因此遭到罢免，回乡后病死。
戚继光的死，标志着张居正试图改革明朝的计划，彻底失败。自此，明王朝已经在通往灭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