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上市科技公司年收入超5000亿，还坚决不上市，这4家私企中有2家是中国公司

用户投稿 2025年09月04日 01:56:02 22 0

年收入超5000亿，还坚决不上市，这4家私企中有2家是中国公司

在全球企业当中，年收入超过千亿公司已经很少有不上市的了，而且就算是本身不上市的公司，其子公司也有不少上市公司，例如很多国企就是这样。而真正不上市的公司，很少，老干妈算是一个，但是因为老干妈年度营收只有50亿左右，虽然能够称得上一个大企业，但是在全球还是很难排上名。我们就来细数一下，全球年收入能够超过5000亿的未上市公司都有哪些？他们又为什么不选择上市呢？

第一、美国的嘉吉公司

嘉吉公司创办于1865年，是一个农产品、食品的加工企业。截止2020年，嘉吉公司已经经营了155年，155年来嘉吉一直被个人所控股，在全球59个国家设立有嘉吉分公司，上世纪70年代，已经开始跟中国合作。目前，嘉吉在中国一共拥有和参与了至少50家企业，有超过5000名员工。全球的嘉吉员工数量超过10万。

而嘉吉创办的155年之间，所有的企业主力都是围绕着农产品。成立了金融和运输公司，也都是围绕着食品和农产品服务。经历了楼市、互联网等各个时期的泡沫，都没有过任何动摇。因为是非上市公司，财务披露并不及时，根据最新的数据来看，嘉吉公司2017年财报营收为109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7700亿。2019年披露财报，营收为113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8046亿。

第二、美国的科氏工业

科氏工业创办于1918年，科氏工业在全球最具代表性的产业就是修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沥青材料、高速公路建设、以及管道运输等偏向于原材料的工业技术。是全球最大的沥青大道路提供者，也是道路标准制定者。1999年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有500个左右的员工，7个子公司。

科氏工业已经有102年的创办历史，在2006年的时候科氏工业已经达到1060亿美元的营收，折合人民币7515亿，2013年科氏工业开始进入连接器行业，从重工业开始向轻工业专业。科氏工业作为私人企业是一个典型的家族继承企业，为什么能够年入上千亿，得益于良好的家族管理。而虽然科氏工业近年来没有公布过营收，但是从科氏工业的发展来看，相比2006年只升不降。

第三、中国的华为

华为虽然作为一家民营企业，但是华为还是例行每年上报财务数据和利润等。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华为不是一家家族企业，华为是一个股权比较分散的科技公司。华为每年都要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分大量的股权，所以华为才能够成长为世界500强，排名前100的公司。而近年来，华为在通信技术上，5G一路领先，已经占领了全球超过30%的份额，可以说5G时代的，才是华为真正上升的时代。

根据华为最新年报数据显示，华为2018年，收入7212亿，同比上升19.5%，零利润接近600亿，研发投入上千亿，国内收入占比51%，基本上国内国外持平，拥有员工数超过18万。2020年度还未披露2019年整体销售，但是从2019年上半年披露财务数据来看，华为2019年上半年营收4013亿，同比增长23.2%，只要保持下半年稳定发展，那么华为2019年年度营收预测应该在8000亿左右。

第四、中国正威集团

正威集团是一家有色金属为核心产业的公司，公司从2013年上榜《财富世界500强》第387位之后，每年持续上升，到了2016年已经上升到第190位，到了2019年排名第119位，根据有关财务专家预估，正威集团有望在2025年排入世界500强前100。

正威集团同样没有上市，但是每年仍然披露财报数据，2018年正威集团财务营收5051亿，到了2019年，根据财务数据披露。年度营收为6198亿，而其公司因为拥有多个矿区，目前矿区估值为10万亿以上，所以正威集团并不缺少资金，也没有上市的打算。

当然超过5000亿年收入的未上市公司，其他国家也有，因篇幅有限，本文就到了这里了，后续文章会持续报道，有喜欢的朋友，请关注。

非上市公司的好处——典型案例华为

周琼（资深金融从业者）

在风口浪尖上的华为，非上市公司，2018年营业收入7212亿元（同年腾讯营业收入是3127亿元，阿里巴巴是2503亿元，百度是1023亿元，合计6653亿元，即华为营业收入超过BAT之和）。华为年报显示，2018年，其研发费用达1015亿元，占营业收入的14.1%，近十年累计研发费用超过4800亿元。华为的成就，令世人惊叹。如果它是一个上市公司，能做得这么好吗?

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的对比研究，国内外都有不少。

国外的 ，如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和哈佛大学商学院的John Asker, Joan Farre-Mensa和Alexander Ljungqvist（2011）的论文“上市和非上市公司投资行为比较”（Comparing the investment behavior of public and private firms）有一些有意思的发现。（注：Private firms，是和公开上市的公众公司（public firms）相对的，而不是和国有相对的，所以译成非上市公司而不是私营公司。）

2007年，美国有600万家公司，其中只有0.08%（4800家）是上市公司，500个雇员以上的公司中有85.7%是非上市公司 。非上市公司创造了67.1%的私营部门就业，20.6%的税前利润（从这个数据看还是上市公司人均利润高）。

通过2001-2007年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非上市公司每年将总资产的近10%用于投资，而上市公司只将4%用于投资 。非上市公司对新的投资机会比上市公司反应更灵敏，是上市公司的3.5倍。

作者主要用委托代理理论解释了为什么会这样。虽然股票市场给投资者提供了流动性和多样化投资的机会，因此降低了公司筹措资本的成本，但上市也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所有权和经营权至少是部分分离了，一部分股份被卖给不参与生产经营活动的外部人，这就导致经理和人投资者利益不完全一致的委托—代理问题。二是股票的流动性使得股东在企业有问题的时候很容易抛售股票，降低了股东进行有效公司治理的动机。而非上市公司大多是控股股东自己经营的，2003年美联储的小企业金融调查（SSBF）显示83.2%的小企业由控股股东经营，94.1%的小企业有10个以内的股东，大多数只有3个以内的股东。总之就是委托—代理问题在上市公司比在非上市公司更严重。委托—代理问题对代理人行为的影响有三种学说，一是“帝王大厦”，代理人追求企业规模、更气派的办公场所等，二是“安静生活”，代理人希望少付出努力和辛劳，三是“管理短视”或“短期主义”，代理人只考虑短期的股价而不从长期角度考虑。本研究发现的上市公司投资不足，更符合后两种学说。

美国拉娜·弗洛哈尔所著《制造者与索取者——金融的崛起与美国实体经济的衰落》一书，批评美国经济的过度金融化，批判美国的股东资本主义（shareholder capitalism），羡慕欧洲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认为美国以股票期权奖励企业经理人，导致只盯短期股价，“这种现象让美国实体经济与海外竞争者相比处于不利地位，后者包括了新兴市场的家族公司，以及拥有能缓解上述压力的、由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管理的欧洲公司。新兴市场国家的公司，尤其是亚洲的企业，常常以十年为规划单位，而不是一个季度 。”虽然这有点太吹捧人家、贬损自己了（中国的企业以十年为规划单位的也不多吧），但美国的股东资本主义确实存在作者说的问题。美国和中国似乎是两个极端，美国是过于重视股东/投资者利益了，通过回购股票、大手笔分红等措施提升股价，中国则是对投资者利益保护不够，当韭菜割。

国内的 ，如2002年9月上交所联合研究课题所得出的结论, 上市公司整体经营绩效高于非上市公司。王凤荣、李靖（2005）的《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的绩效对比——一个产业视角的分析》通过对沪深上市的168家企业实证研究发现，上市与非上市企业的绩效具有产业差异，汽车、石化、黑色金属三类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上市公司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大幅度高于本产业总体企业的平均水平，而纺织和食品两类劳动密集型上市企业却不及本产业平均水平，尤其是纺织产业只有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典型代表的计算机、通信产业也没有达到平均水平。

崔斌（2012）《产业化视角下的农业上市与非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研究》通过比较研究16 家农业上市公司和57 家农业非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发现：与农业上市公司相比，农业非上市公司虽然规模较小，但资产的获利能力、偿债能力更好，经营绩效好于农业上市公司；在资本结构方面，农业非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高，说明其融资渠道较窄，资本结构不够合理，财务杆杠效应难以发挥。

可见上市和非上市对企业的绩效影响并不确定，存在一些行业性的规律，更和具体企业有关。

《财经》2015年文章《全球最大家族企业CEO谈家族企业百年传承之道》，施智梁采访嘉吉公司总裁兼CEO麦伟德。麦伟德说“管理层庆幸我们是一家未上市的家族企业，我们可以将更多时间投入在服务客户和商业战略上。家族制可以让我们采取一个更长期的视角，换句话说可以更有耐心。有时投资需要一段时间才有回报，我不能因为股价走势而在每个季度都去做分散精力的事情。我认为这些是保持私有化的核心要素和核心益处。 ”

田涛、吴春波所著《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中写道，“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本是当今世界实体经济的屠夫”，“全球化时代的资本崇拜与技术崇拜毁掉了很多伟大企业”。朗讯科技6年36次并购，企图以此取得收入高速增长，以满足资本市场对业绩的需求，结果带来了“浮肿虚胖症”的溃败的结局。“华为反对短期的经济魔术。 当爱立信、思科、摩托罗拉这些竞争对手们都在以‘财年、财季’的时点规划公司时，华为是在‘以10年为单位规划未来’ 。”这和《制造者与索取者》羡慕的倒是不谋而合。

格雷厄姆说，“股票市场短期看是投票器，长期看是称重机”。股市通过价格信号，能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很多时候能识别、筛选出好的企业，但有时也会发生偏差。例如拉詹在《断层线》中指出，“如果激进的银行确实清晰可辨，那么为什么危机前市场不对它们进行惩罚呢？在危机的前一年，即2006年，在危机中表现最差的四分之一的银行的股票收益比表现最好的四分之一的银行高得多。因此，市场似乎是鼓励风险偏好行为的，在危机前其股价一路飙升。”经营激进的银行比稳健的银行，在风险暴露之前，会表现出更好的盈利，带来更好的股价和更高的薪酬。这反映出股市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是有局限性的，经常是短视的。但长期来看，股市可能还是能较好地发挥“称重机”的作用。正如林肯的名言，“你可以欺骗所有人于一时，也可以欺骗部分人于永久，但不能欺骗所有人于永久。”

非上市公司，当然很多是因为达不到上市的条件，能够上市而选择不上市的，有些是因为业务模式不是资本饥渴型的，有些是因为控制人不想分散控制权，也有一些是为了不受投资者短期判断的扰动，专注于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

嘉吉CEO麦伟德说“不是说这一个就优于另一个，大获成功的上市公司有很多，大获成功的私有公司也很多 。”可能关键还是在公司的经营管理者。(本文转自公众号“玉鉴琼田”，已获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