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厚科技陈先发：在“枯”的无限可能性中，一种美学传统完成复活

用户投稿 2025年11月08日 01:36:01 6 0

陈先发：在“枯”的无限可能性中，一种美学传统完成复活

数年前去合肥，诗人叶丹曾带我去黑池坝参观。和很多城市的河流相比，它并没有显现出它的独一性。但是，《黑池坝笔记》的出现，匡补了它作为文学地理的缺失。《黑池坝笔记二集》则延续着前著的精进，推进着这种可能性。陈先发曾经在回答他写作的涉猎时说过，“地理与轮回的双重教育”。正因为笔记的出现，让黑池坝具有了文学意义上的地理学。

《黑池坝笔记二集》，作者：陈先发，版本：安徽教育出版社 2021年6月

“隐身术之歌”

陈先发的诗歌写作，始终贯穿着一种相对恒定的美学原则——当然，这肯定是建立在对早年自我的不断否定之中。而当他写出《前世》《街边的训诫》《偏头疼》《鱼篓令》等一批作品之后，他的美学风格已经形成了一种恒定的模式。他不再执迷于早年对于西方文本的迷恋，他在传统美学中找到了自己的“隐身术之歌”。当然，这也不是一种单纯地寻找传统之路的写作，而是在现代性的框架下形成的一种对于传统美学的自省式深挖。

当然，他整体美学风格的完成还是在《九章》出现之后。评论家霍俊明说，从文本内部来看，陈先发的《九章》也体现了复合和综合文本的显著特征，是融合的风物学、词语考古学和共时性意义上诗歌精神的共振与互文。就《九章》而言，生成性与逻辑性、偶然性与命定性、个体性与普世性是同时进行的。

《九章》的特殊之处正在于其每一组诗的相互关联的连环构成，这种形制的诗歌，在汉语诗歌里是一种异质化的实验。它的强大之处在于，这是一种苦行僧式的自觉写作。这种诗学实践，可能已经让他丧失了一批潜在的读者——对很多人而言，陈先发先前的短诗虽然也有晦涩之处，但它们就像一个个单体动物，在细读之中容易找出它的经脉。而《九章》的复杂性，在于其莫比乌斯环一样的结构形成了一种天然的阅读冒犯，这更像是为诗人、评论家而非普通读者写作的一个系列作品。

“强大的诗歌是难读的，其可记诵性源自艰难的愉悦，而艰难到一定程度的愉悦就是一种痛苦。”哈罗德·布鲁姆在《文章家与先知》中如是说。这时候，《黑池坝笔记》系列的推出，无疑是在给《九章》松绑，它语言的迷人一直为读者所青睐，而其难读又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黑池坝笔记》，作者：陈先发，版本：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4年9月

“一座语言的无梁殿”

在《黑池坝笔记二集》当中，所烛照的是陈先发的诗歌美学经验。杰出诗人的随笔集，都为大家所热爱。近年来，布罗茨基的《小于一》《悲伤与理智》，扎加耶夫斯基的《两座城市》，赫贝特的《海上迷宫》、沃尔科特的《黄昏的诉说》都为读者带来了新的阅读体验。在这些随笔里，诗人们化身为一个讲述者，而不再扮演诗歌里的先知。

虽然该作品所讨论的，兼及现象学、哲学、语言学、社会学等知识，但整体还是以诗歌、诗学为主的。甚至，在讨论以上知识的时候，我们也能感受到一种诗意的外延。在讨论黑池坝的定义时，陈先发使用了这样的话：“三月暮晚/水浊舟孤/鹭鸟青白/影稀墨淡/虚实交加/呼吸绵长/黑池坝是什么？/一座语言的无梁殿”。

这座语言的无梁殿是一个启示录。在《黑池坝笔记》系列之中，我们开始感受到一种“枯”的姿态。在中国的审美中，“枯”一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在禅宗文化的引领下，日本还将此延伸，发展出独具一格的“枯山水”。苏轼在《评韩柳诗》中说：“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精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澹者，谓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晚年的苏轼认为，“枯澹”是“绚烂之极”后的返璞归真，是“在巧若拙”，是大美简言，是平淡而有至味。

经过几个世纪的变迁，枯的文化却成为了一种暗能量。它像被法国人珍藏在湖底的好红酒，被项目和湖水挟持，不能变幻出它历久弥新的芬芳。陈先发说，枯，作为一个伟大的美学主题，是中国文化最为灵动和特异的一脉，如今真的快死掉了。在这个沉溺于视觉与感官之乐的世代，加上科学与技术对人类生存方式的猛烈重塑，养成“临枯之心”“亲枯之眼”的土壤已经干涸、板结。

这种对于“枯”的摒弃确实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实践当中。每年人们经过西湖时，总是迷恋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人们不会想到，苏轼在经过西湖时，残荷带给他不一样的生命体验。这些对“荣”的迷恋，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创作。曾几何时，泛滥的抒情把持着话语权，节制的语言被关押。在陈先发这里，枯的姿态又重新被提及。对于枯，他甚至是迷恋的。“二四”条目中这样写道：“每年冬末，遍地枯藤，欲迎初雪。隔着散布浮冰的湖面说话，声音沉不到水下去，总有人不甘心，想说清些什么。夜间，破冰之声轻而凛冽。有一种确切的忍受。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辰。”

《写碑之心》，作者：陈先发，版本：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1年10月

“枯”，是一种登临

在东方经验里枯的体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对照着西方所常常提及的“晚期风格”。从苏轼的论述中，我们也能感觉到这种倾向。萨义德在《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纵观近现代西方文学与音乐大家的晚年作品，注意到一种特殊风格。一般以为岁月与经验赋予大师一种“和谐与宁静”。或与人生难题和解，或成就圆融的智慧。但在贝多芬、施特劳斯等例子里，晚期风格不仅不见圆融与和解，反而呈现矛盾、孤僻，甚至自我放逐的倾向。这是萨义德所谓逆向反常的创作。在此，时间发生错置：创作者越过生命顶点，感受到时不我予，反而有了特立独行、自甘异化的冲动。晚期风格每每引人侧目，但在晦涩甚至古怪的作品中，我们感受到艺术家放出奇招，仿佛与时间的必然性相抗衡。

是的，如果我们从经验出发，往往会认为这种“枯”就是一种返璞归真，或者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作为一个现代诗人，陈先发早就越过了他的藩篱，他所理解的枯，不是对传统意义的复制粘贴。他的“枯”有一种更博大的注入，这是一种被全新阐释的“枯”。

最近，陈先发创作了一组新诗——《枯七首》。其中第一首是这样的：每年冬天，枯荷展开一个死者的风姿/我们分明知道，这也是一个不死者的风姿/渐进式衰变令人着迷/但世上确有单一而永无尽头的生活/枯的表面，即是枯的全部/除此再无别的想象/死不过是日光下旋转硬币的某一面/为什么只有枯，才是一种登临。

在这里，陈先发将“枯”解读出两个层面，枯的表面即是枯的全部，而“枯”，才是一种登临。这是一种对枯的全新的理解和阐释。第一个层面向我们展示了枯的路径和意义学，第二个层面向我们展现了对“枯”的一种赞颂——登临。

对于枯的阐释，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镜像。它绝不是阴郁的集合体，而是中国文化中精神化符号的浓缩。从地理学意义上讲，陈先发出生的安徽桐城孔镇已经凋敝，站在黑池坝上，他以枯的姿态在给中国诗歌进行着某种瘦身运动。

确实，在他所有对枯的阐释中，“看上去，枯是一种困境。但它不是思的困境和诗的困境,对诗而言,枯正是不二的乐土。它充满诱惑恰是因为它仅仅看上去是某种困境,‘仅仅’二字,给了诗人无比清晰的自我定位和自我确信。一个诗人最出色的能力在于他对‘枯’有着强劲的浸入能力。”

在我们的写作中，“枯”已经远离了。而陈先发依然在召唤，他在《黑池坝笔记》系列里向我们展示了枯的姿态，而在写作中，不仅是《枯七首》，他形成个人美学风格后的写作，都是在向“枯”靠拢。比如，他从不追求长句，遵循汉语的语言规律，他的短句子向来迷人。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是“枯”的信徒。而在意象的取材中，他的选择也是一种“枯”的姿态。

我想，理解了“枯”在陈先发作品中的分量，也就能解读出他美学的中枢神经。他为我们重新定义了当代诗歌美学，在枯的无限可能性中，一种传统完成了复活。

作者｜赵俊

编辑｜张进

校对｜赵琳

挖掘石刻遗存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关于永州石刻遗存文化传承发展的思考

永州石刻遗存文化，源远流长，民间石刻众多，石刻诗文众多，文化底蕴深厚，传承发展前景广阔。

一、精练粗犷的永州石刻。 永州民间石刻众多，古人好“石”成性，留下了丰富的石质文化遗产，石刻种类有摩崖石刻、石碑、石柱、石柱础、石牌坊等，石刻内容有雕塑、雕花、雕琢、雕像、雕梁画栋、刻龙雕凤、刻诗雕文等，精练粗犷，精湛并且富有美感和艺术感。这些石刻或融汇于山水之间，或构筑于建筑之中，经久传世，福泽后人。1400年前，唐代文学家元结在祁阳浯溪悬崖峭壁留下了《大唐中兴颂》等千古名篇，引来历代文人雅士题崖追仿，从而形成了祁阳浯溪碑林、江华阳华岩、零陵朝阳岩、宁远九嶷山等多处摩崖石刻，汇聚成由7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构成的南国摩崖石刻群景观。宁远县九疑山玉管岩，迎面看到大宋嘉定年间任道州刺史的莆田人方信孺题刻的“九疑山”三个隶书大字，据说这是永州石刻中字径最大的石刻，三个字有1.7米见方大小，实在难得，堪称奇观。江永县千年古村上甘棠村“月坡亭”，南宋丞相文天祥手书的“忠孝廉节”四个字，每字高1.8米，宽1.3米，字迹苍劲有力，镌凿工艺甚佳，庄重而壮观。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老县村“寒亭”，有一块“寿”字石刻，高2.30米，宽1.80米，楷书，为迄今永州境内发现的最大独字石刻。东安县紫溪市镇临近紫溪河水的张飞岭山，在临河的岩石上有“汉营古迹”四字题刻，是明代万历年间东安县令朱应辰题写，四个楷体大字，每个字都有半米见方，字大如斗，苍劲而有力。

二、源远流长的永州石刻书法。 永州人热爱书法，历朝历代，名家辈出，怀素、何绍基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散落着许多古代书法石刻，犹如颗颗明珠，在岁月的长河里熠熠生辉。唐代时期，元结两次出任道州的刺史，五次坐船经过祁阳，“爱奇胜异，遂家溪畔”，以浯溪的一条无名小溪名曰浯溪，浯溪从此有了命名。元结在公元761年撰写了《大唐中兴颂》，后来大书法家颜真卿将此文书写下来镌刻于浯溪江边崖石，因其文奇、字奇、石奇世称为“摩崖三绝”，浯溪碑林从此名闻遐迩。此后，历代共有250多名文人学士到此游览，题诗作赋，铭刻石上，成为国内最大碑林，被称为“南国摩崖第一家”，是研究碑石文化的一个宝库。除《大唐中兴颂》外，还有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的《浯溪诗》和著名文学家黄庭坚的长诗《书摩崖碑石》及清何绍基、吴大澂等名家题名刻石的浯溪新三铭、清代越南使者途经此地留下的刻石四块等。零陵拙岩，有一块唐人张九龄的题刻堪称这处石刻群中的灵魂：“坐对玲珑石，奇哉以拙名，世人皆闻巧，沈老独输口，返本从余悟，还元发古情，口口题八景，敢与继先声”，其笔画字形将行草之飘逸透秀天融于一体，形诸石上，堪称典范。

三、内涵极为丰富的永州石刻遗存文化。 主要有三个大类：

1、摩崖石刻诗文多。 目前，永州市共发现历代摩崖石刻点49处、2000余方，分布在永州市祁阳县、江华瑶族自治县等11个县区，总数为湖南之冠。其中，阳华岩、朝阳岩、浯溪等7个摩崖石刻溶洞已获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唐至清，永州摩崖石刻的年代序列一以贯之，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和连续性，书体多样，展现出历代创作者的书法水准。朝阳岩，位于零陵区零虚山，是元结命名的，他为此撰《朝阳岩铭》和《朝阳岩诗》，并刻于石上。后来柳宗元贬居永州，也常到这里游览，赋有《渔翁》诗一首。经过元结、柳宗元的诗文渲染，朝阳岩名声大振，历代文人墨客流连于此，多有题刻。至今，零虚山上分布着大小二百余块石刻，都是唐代以后的遗物，书体以楷、行为主，篆书和隶书较少。朝阳岩上洞篆石亭即围护有清代书法家何绍基题刻的“何须大树”四个字，清邓守石篆书的元结《朝阳岩铭》和《朝阳岩诗》，以及黄庭坚游朝阳岩诗和黄庭坚像、杨翰的和诗、吴大澂、林绍年等人的诗。中洞石壁上存有唐以来多人题名及诗作。其中周敦颐的题刻、何绍基的行书刻诗明晰可辩。此外，还有明人摹刻的柳宗元《渔翁》诗“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题于岩侧石壁上，其文物意义，不言自明。零陵淡岩，可考究年代最早石刻是宋熙宁七年（1074）《柳应辰记》，然后是宁崇宁三年（1104）黄庭坚游淡岩写下的二首《淡山岩诗》。黄庭坚在诗中发出“永州淡岩天下稀”的感叹，自此之后，历代文人名士摩肩接踵，纷至沓来，淡岩石刻也日渐增多，共计约400余人游淡岩并撰文题刻。洞壁上的古人字迹，有数十块之多，有的字迹甚大，有的就刻溶洞顶壁，做工精细，非常工整。从地面到洞顶有数丈之高，其镌刻难度可想而知。东安县芦洪市的九龙岩石刻群，犹如一轴尘封的人文画卷，铭刻着久远岁月的人文信息。最早的一方石刻为宋太宗淳化三年（992）东安县令张太年所题，距今千年有余，记载了镇压农民起义（“平将寇”）和“芦洪置司”的重大史实，对研究东安政史和建置变迁，具有十分重要的补史价值。宋治平四年五月七日，周敦颐游九龙岩，摩崖题字。其侧有宋人蒋忱《九龙岩记》、陶弼游九龙岩诗题刻，此外宋元丰三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之弟曾布率家眷游九龙岩也题名岩壁。宋绍圣甲戌年零陵郡判之武题诗九龙岩，宋绍兴元年胡寅、胡宁、胡宏题九龙岩，明万年三年东安县令黄岩题诗，清嘉庆辛末年王渭题名九龙岩——此为最后一块古代石刻。文物部门统计，九龙岩石刻中宋刻30方、元刻1方、明刻2方、清刻3方，不明者7方。东安县紫溪市镇的幽岩，题刻明人朱麟游幽岩诗：“平生慕悬远，此日得幽深；初入疑无地，空洞实可寻；击石声浮磬，博沙影耀金；凤图开自昔，虎迹见于今；境虚集众妙，兴到发豪呤；渐觉失群虑，浩然散烦襟；来路云速野，归途月在林；达观应未已，聊然慰此心。”算是一首佳作。江华瑶族自治县阳华岩，石刻有40余块，从字体看，聚楷、行、草、隶、篆、籀各种书法于一岩，字体齐全；从年代看，最早的刻于唐代，最多的刻于宋代，时历唐、宋、明、清；从内容看，有吟铭、有题刻，纳诗、词、图、铭、记于一地，集江华古代书法摩崖石刻之大成，充分体现了盛唐、宋代时期江华的文学及书法创作的盛况及风采。其中宋代安圭题写的碑刻《道州江华阳华岩图序》是国内少有、湖南省仅存的摩崖图刻，图文真实地记录了阳华岩鼎盛时的盛况，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和书画艺术价值。唐代江籍刻立的《华岩寺记》是国内罕见的土地、寺庙购买、测量权属及管理记载石刻，堪称稀有。江永县千年古村上甘棠村“寿萱亭”，有《慈悲佛母他字歌》碑一方，载81个“他”字，教导族人孝长老、爱妯娌、济困弱、守诚信、戒赌博、远声色、不贪财、爱生灵……合于人情世理，引人向善求真，昭示出周氏族人为人处世的原则立场。也正是这样一种道德文化的力量，敞开了上甘棠人广博的胸襟，使之于自尊自立自强自信的持守中继往开来，千年不衰。

2、碑刻诗文多。 零陵怀素公园，保存着唐代书法家怀素的一块《千字文》碑。零陵柳子庙，保存的碑刻数十方，以唐代以来的碑刻为主，其中苏东坡书写的《荔子碑》最有研究价值。此碑摹刻于柳州罗池庙，为韩愈撰文，叙柳宗元之事，苏东坡书写，世称“三绝碑”。有两块怀素书的草书碑。有严嵩的两块行书碑，此碑不但内文诗格清丽，书法艺术也相当高，是难得一见的严嵩真迹石刻。有明代曹来旬的《游愚溪》碑、刘养仕《重修柳司马祠记》碑，其诗文内容是研究柳子精神的第一首资料，十分宝贵。宁远县舜帝陵紧邻寝殿下方，左右两侧陈列着历朝代祭舜的碑刻，右侧是从清朝到民国的祭碑32块，以清代为主，书体风格近似北魏墓志，中有何绍基所书“谕祭文”碑刻一块，楷书，是其晚年之作，在何绍基的书法中当可占一席之地。清碑之上大都刻有“伦音”二字，说明祭祀活动是由皇帝下绍举行的。有一块明代石碑，记录官府与瑶人言和的事，字的横画均取水平之势，和平安详，与主旨相得益彰，独具匠心。左侧的石碑基本是今人所制，也多出自名家之手，其史料与艺术价值，同样不可小看。寝殿正前方“帝舜有虞氏之陵”碑刻，这块古碑，相传是汉代徐俭所立，千载之下，仍然屹立，不能不让人荡起思接千载的联想。

3、石雕丰富多彩。 石雕伴随着宗教信仰而起源和发展。道县鬼崽岭，上成千上万的古代雕刻“鬼崽崽”，究竟起于何时，何聚于此，是待解的千古之谜。“鬼崽崽”石像总体朴素平实，大巧不工，并不过分追崇艺术美感，不在于形而在于神，这种物质与精神的高度统一让其散发出不一样的艺术美感。江永县桃川镇石枧村的雄山古寺，自唐代开始凿窟雕像，历代信众不断捐资打造，形成了如今蔚为大观的“湖南省现存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有确凿史料记载最早的石窟寺造像群”。其中代表性的主窟娘娘造像高达2米，水衫云袖，端庄慈祥，栩栩如生，雕刻工艺十分高超。

明清时期，官方主持下的大型庙宇建造将永州的石雕艺术发展推向了高潮。为了极致刻画五龙丹墀、龙凤石柱、石狮、石础、石栏板等石构件，古代的能工巧匠运用阴刻、浅浮雕、圆雕、高浮雕、镂空雕等多种雕刻艺术手法，将永州的石雕艺术推向了无以复加、难以企及的高度。零陵武庙，始建于明洪武初年（公元1368年），建筑造型宏伟，石刻石雕富有民族艺术风格，廊前有六柱，直径约0.6米。其中青石龙凤柱四根，浮雕雌雄蟠龙，龙头硕大，张嘴含珠，势动欲腾，其中两雌龙怀抱小龙，小龙形态活泼天真，精美绝伦，是现已存在不多的古代雕刻艺术精品。宁远文庙，始建于北宋乾德三年（965年），明、清两代重建，现存建筑为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至光绪八年（1882年）时建。砖木结构，除金柱木质外，其余全为石柱，其中20根石柱浮雕龙凤纹饰，极为精致美观。

四、加强永州石刻遗存文化的保护与利用，坚定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丰富多彩的永州石刻遗存文化，既是永州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也是十分珍贵的文化资源。加强对永州石刻遗存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推进石刻文化与经济、社会事业融合发展，对提升永州文化软实力，坚定文化自信，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和发展永州历史文化名城意义重大。

（一）加强保护。 （1）加强规划保护。加强对永州石刻遗存文化的普查，全面深入普查全市的石刻遗存文化资源。在普查的基础上，编制“十四五”永州石刻遗存文化保护和利用规划。对浯溪、阳华岩、朝阳岩等7个摩崖石刻群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其他获得省级、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崖石刻群，都要逐个制定保护和利用规划，明确保护与利用的范围、禁止什么、利用什么及措施等，以此防止人为破坏和过度开发利用，达到既保护好原貌，又充分利用好永州石刻遗存文化。（2）加强天然保护。永州摩崖石刻都是傍附于自然山体的崖石上，天然的风化、雨化、腐化、浸渍对摩崖石刻的损毁大。零陵拙岩，拙岩洞口和洞内岩壁上有40多块摩崖石刻，由于时日久远，风化严重，大多难以辨认。东安县芦洪市的九龙岩石刻群，古代石刻43方，约有二十方保存较为完好，其他已风化模糊，字迹难辨。因此，要加大对永州摩崖石刻的天然保护力度，在不破坏自然山体及其崖石的前提下，采取人工架构措施，加强对永州摩崖石刻原风貌的保护，以让后人能够更多更久远地看到并欣赏壮美奇观的永州摩崖石刻。（3）开展申遗保护。摩崖石刻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瑰宝。永州摩崖石刻数量多，内涵丰厚，历史文化深厚，涉及民族团结、政治变迁、教化治理、地志村史、民俗事项、书法书艺、理学哲学等多个方面，是永州的壮美奇观，闻名全国，影响世界，具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基础条件。通过开展申遗工作，进一步保护好摩崖石刻及其历史文化。

（二）加强研究。 丰富多彩的永州石刻遗存文化，诗文是由历史文人墨客撰写，由石刻工匠所刻，刻出的诗文既体现了作者的书法字体，又彰显了精湛的石雕艺术，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学史和艺术史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和珍贵文史史料，有证史、补史、正史的价值，更有重要的文化内涵。鼓励将永州石刻遗存文化加入大中院校和科研所参与学科建设，开展学术研究。组织专家学者或以课题承包的形式，整理、研究永州石刻遗存文化资源，深入挖掘、提炼、升华永州石刻遗存文化资源的内涵。研究和弘扬永州石刻遗存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永州石刻遗存文化和历史遗存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价值理念、向上向善理念、道德理念、道德规范等，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以此促进坚定文化自信。同时，进一步挖掘永州石刻遗存的怀素、何绍基等历史文人的书法及其艺术，促进全市书法艺术的繁荣发展，扩大永州历史文化名城在全国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三）加强培养石刻文化传承人。 永州的石刻，有历史文化底蕴，有独特的传统工艺，但由于要有精湛的技术和技巧，劳动强度大，而且收入低，现在从事石刻的多为年龄偏大的民间工匠，年轻人学得少，人才断层，有的石刻技艺已经失传。一要培养石刻新“工匠”，发展石刻工艺。根据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湖南省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内容与要求，结合永州实际，培养石刻新“工匠”，鼓励传承发展石刻石雕工艺，发掘和运用传统工艺所包含的文化元素和工艺理念，丰富传统石刻石雕工艺的题材和产品品种，运用现代科技提升设计与制作水平，提高石刻石雕产品品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的需要。二是要培养石刻文化研究人员，避免石刻文化后继无人。现在对石刻遗存文化了解的人不多，尤其是年轻人不感兴趣。中小学可以结合“研学游”活动，组织学生现场参观永州摩崖石刻群等石刻遗存文化，培养学生的兴趣。高校可开设石刻遗存文化讲座，开展石刻遗存文化展示展览，组织石刻遗存文化研讨交流，培养大学生的研究热情。

（四）推进文旅融合发展。 永州石刻众多，历史文化深厚。尤其是永州摩崖石刻群，都是处于景色秀美的自然景区，遗留众多的历史文人墨客诗文，丰厚而珍贵，既是永州深厚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展示永州深厚文化一面旗帜，已成为永州旅游文化的亮点。要进一步推进永州石刻遗存文化的保护利用和永州旅游重点景点景区建设深度融合，在保护的同时，可以采取文化名人讲学、导游和景点讲解员讲解、石刻遗存文化文创产品、石刻诗文体验等多种方式，充分展示丰富多彩的永州石刻遗存文化，提升永州旅游重点景点景区的文化内涵及氛围，提升旅游观光游客的获得感。

（五）走进“一带一路”，加强国际交流。 永州摩崖石刻群，世界少有。可以邀请“一带一路”国家的历史、考古、文学等方面的专家、名人来永州考察、研究，组织召开“一带一路”国家永州摩崖石刻群研讨论、学术交流会等，让永州摩崖石刻遗存文化走进“一带一路”，打开宣传永州的国际窗口，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带动永州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

（作者王明兴系永州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主任。此文系参加2020年12月3日至5日在湖南永州祁阳召开的第六届湘漓文化研讨会交流论文，刊载《第六届湘漓文化研讨会论文集》）